●1979年8月17至30日，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在北京召開了部分省、市、自治區(qū)上山下鄉(xiāng)先進代表座談會，激勵青年發(fā)揮模范帶頭作用。
●1975年9月2日，《人民日報》報道：“江西省寧都縣竹潔公社，從小愛好天文的下鄉(xiāng)知識青年段元星，在8月30日北京時間19時35分也發(fā)現了這顆新星。”
●1969年到1973年4年的時間里，下鄉(xiāng)知識青年李正義共安裝小電站31個，安裝打米機、柴油機20多臺。
● 知青先進代表中央召開知青先進代表座談會
1979年8月17至30日，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在北京召開了部分省、市、自治區(qū)上山下鄉(xiāng)先進代表座談會。
座談會邀請了21個省、市、自治區(qū)的34名上山下鄉(xiāng)、回鄉(xiāng)知識青年。他們是：邢燕子、侯雋、程有志、蔡立堅、邱家恒、周秉建、洪調研、何營、王朋森、戈克儉、趙軍翔、高崇輝、張志龍、紀慶勤、嚴洪華、高康良、周學俊、談龍如、王老虎、張克難、劉敢庭、曹小平、陳躍文、招漢銓、戴彩潤、傅衍彭、辛溫、居元、劉裕恕、張革、孫立哲、魚珊玲、肉孜古麗、薛喜梅。
代表中，女知青11人，男知青23人；回鄉(xiāng)知青2人，城鎮(zhèn)下鄉(xiāng)知青32人；年齡最大的39歲，最小的23歲；下鄉(xiāng)10年以上的老知青就有28人。
這是一次以老知青為主的座談會。
在當時，召開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就是配合新聞單位作好宣傳報道，發(fā)揮這些先進人物的模范帶頭作用，激勵青年志在四方、獻身四化，肯定上山下鄉(xiāng)的正確方向。
在26日，座談會達到高潮。
這天下午，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副主席李先念，以及王震、余秋里、胡耀邦、王任重等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34名知青代表并合影留念。
華國鋒在講話中稱：
大家很關心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是搞對了，還是搞錯了?我們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是對的。無論是從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需要來看，還是從加強國防來看，都需要動員知識青年到農村和邊疆去。如果說過去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工作有一些缺點和毛病的話，那么，我們加以改進就是了。
這是上山下鄉(xiāng)運動中表彰知青先進人物的最后一次全國性會議。赴會代表人數之多，規(guī)格之高，宣傳聲勢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這次會議，也是上山下鄉(xiāng)運動中知青典型們最后一次展示風采。
8月31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以座談會全體代表名義寫的《給全國上山下鄉(xiāng)知識青年的一封信》，主要是肯定了廣大知青在上山下鄉(xiāng)當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績，號召全國知識青年堅持這條道路。
但是，不論與會代表們多么振奮，會議并未如預期的那樣在知識青年中造成很大影響。有些仍在農村的老知青還寫信給《中國青年報》，表示聽到座談會消息后“思緒萬千，對知青上山下鄉(xiāng)有很多問題想不通”。
這些知青以質疑的方式，表明了對上山下鄉(xiāng)運動的態(tài)度。
對于這次座談會，有些在鄉(xiāng)知青更加坦率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如鄭州市郊柳林公社和花園口公社知青農場的知青們，告訴到訪的《中國青年報》記者說：雖然中央十分重視這次座談會，破格接見代表，但在知青中反應不強烈，許多人漠不關心。
當時本想通過座談會對典型人物的大張旗鼓的表彰，遏制知青的返城熱潮。但是，事態(tài)的發(fā)展卻是，代表們關于“扎根”的宏論很快就成了過眼云煙。知青返城的勢頭絲毫未減。
這年8月，在鄉(xiāng)知青尚有500萬人，到第二年6月，只剩下150萬了。
但無論怎樣，知識青年在上山下鄉(xiāng)過程中，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做出了可喜的貢獻，祖國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他們戰(zhàn)天斗地的足跡。
除了這次表彰的一部分先進典型外，上山下鄉(xiāng)知識青年的先進人物還有很多很多，他們?yōu)榱藦V大農村的建設奉獻了他們的青春和勤勞，祖國和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上海知青高康良建設第二故鄉(xiāng)
1969年的陽春三月，剛過20歲的高中畢業(yè)生高康良懷著建設新農村的豪情壯志，從上海來到江西省永修縣虬津公社張公渡大隊第一生產隊插隊落戶，并擔任了由10名上海知青組成的知青班班長。
來到張公渡，首先映入青年眼簾的是：對面的云山山脈層巒疊翠，腳下的修水河波光粼粼，田野里鋪滿了紅花草，宛如綠底紅花望不到邊的絨毯。
然而，6月下旬，青年們剛剛安定下來，山洪就洶涌而來。大雨時停時下，河水還在上漲。在抗洪搶險戰(zhàn)斗中，高康良冒著危險搶著下水去堵漏。他在堤上跑來跑去，在水里鉆進鉆出，連續(xù)兩天兩夜沒合眼。洪水被制服了，高康良園滿地完成了上山下鄉(xiāng)的第一份答卷。
在那些和鄉(xiāng)親們風雨同舟、同甘共苦的日子里，高康良逐漸對農村產生了深厚的感情，對農業(yè)發(fā)生了濃厚的興趣。他下定決心，繼續(xù)接受艱苦的鍛煉，把青春獻給新農村的建設事業(yè)。
在洪水退后的運土修堤和送肥搶種中，別人是挑兩只土箕，他卻挑4只，扁擔挑斷了換一根。隊里分派農活，每次他都要求揀最重、最臟的干。
鄉(xiāng)親們看在眼里，喜在心頭，稱贊說：“小高哪里像城里人，他比我們更吃得苦！”
1974年，高康良擔任了大隊副主任，團總支書記。此后，他對自己的要求更高了，他一心撲在生產和工作上。
有一年雙搶時節(jié)，高康良到一個后進生產隊去蹲點。當他正和社員們起早摸黑緊張雙搶時，突然得了一場病。喉嚨里出現了兩個硬塊，嚴重影響吞咽。醫(yī)生懷疑是惡性腫瘤，建議他立即回上海診治。
高康良心想：雙搶是一年四季中最緊張、最艱苦的時候，自己作為一個干部，怎么能在這種爭分奪秒的時候離開呢？他決定等雙搶以后再說。
社員焦急地勸說，高康良卻風趣地說：“是惡性的，早去幾天好不了；是良性的，遲去幾天死不了！”
整個雙搶，他仍然同以前一樣，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可是他每餐卻只能喝一點稀粥。社員們見他這般忘我的革命精神，無不深受感動。
這一年雙搶任務，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完成得快，完成得好。就在雙搶結束時，高康良的病也竟然好了。
高康良把整個心都交給了農村，他堅定地沿著自己選定的路走下去。每當有招工、參軍、招生的指標，他總是讓別人先走。最后，知青班只留下了他一個人。
1975年秋，公社黨委為了便于領導，讓知識青年更好地在農村發(fā)揮作用，決定把分散在全公社的24名上海知青，集并到麻洲大隊涂家?guī)X上，建立一個獨立核算的知青隊，并讓高康良負責。
白手起家，困難很多，何況這涂家?guī)X，崗上旱，崗下澇，一陣大雨，莊稼就得泡湯。公社和大隊在這里辦過畜牧場，都沒有成功。
高康良望著這荒涼的景象，暗暗地下定決心：要干，就要干得像個樣兒，一定叫涂家?guī)X徹底地改變模樣。
然而，要把主觀愿望變?yōu)榭陀^現實，需要付出多少辛勤的汗水?。∷麄冎挥袃蓷l牛，這大片的土地怎么耕得過來呢？冬天耕種大忙的時候，各個隊都要用牛，高康良就提議自力更生，用人拉犁。主張借牛的青年卻嘀咕著；“用人當牛？這又不是在原始社會！”
高康良帶領著伙伴們肩上套著繩子，彎著腰，弓著背，用原始的方法耕種著20世紀70年代的土地，他們像老黃牛一樣，腳踏實地，在貧脊的土地上灑下汗水。
地翻出來了，節(jié)令也已經相當緊迫了。別的生產隊的油菜、小麥都早播完了。青年隊如果還是用當地種子，那收成無疑要受很大的影響。于是，高康良就和另一個伙伴挑著擔子，到100多里外換來了生長期短的種子。
為了解決缺水的問題，這年春節(jié)，高康良帶頭放棄了回上海探親的機會，和伙伴們奮戰(zhàn)了一個冬天，開挖了一條40多米長，5米深的引水渠，筑了一條4米多高，10米多長的提水壩，把水庫的水引上了涂家?guī)X的最高處，使原來灌不到水的“望天丘”變成了豐產田。
高康良領著大家在涂家?guī)X上灑下了多少汗水？戰(zhàn)勝了多少困難？沒有人計算過，也無法計算。然而，涂家?guī)X這塊土地卻把這一切都一點一滴地記住了。
在涂家?guī)X建隊第一年，水稻畝產由原來的二、三百斤，一躍跨過了《綱要》，農副業(yè)收入達1?1萬多元。第二年，水稻畝產過1000斤，勞動日值由第一年的1元增加到1?5元，，超過了當地所有的生產隊。
不論是春天噴香的油菜花，還是夏天肥綠的碗豆莢，或是秋天金黃的稻海浪，冬天肥胖的甘蘭包，都仿佛在告訴人們；涂家?guī)X和昔日的荒涼永遠告別了！
伙伴們都說，涂家?guī)X能變樣，功勞應歸于高康良。
是的，別看這個知青隊規(guī)模小，可要當好這個隊長不容易！從生產到生活，從學習到娛樂，樣樣都得操心：每天天剛一亮就要下地，飯總是吃不安穩(wěn)，常常端著飯碗處理事情。睡覺了，還不斷有人來找他，就連到公社或縣里開會，他也要抓會議間隙為隊里辦事情。一散會回隊，第一件事是先往地里跑。
知青隊有了這樣的領頭人，還能不改變面貌嗎？
生活的道路是不平坦的。1978年夏末秋初，正當高康良帶領大家奮戰(zhàn)“三秋”的緊張時刻，社會上一股“回城風”刮到了涂家?guī)X上。沒幾天，在農村戰(zhàn)斗了近10年的伙伴們，紛紛離開了。隊里除了幾個老農，只剩下了高康良和另一名知青。禾苗沒人管，拖拉機沒人開。而且又偏偏碰上了罕見的大旱。
高康良心如滾油煎熬，卻還有不少人在他耳邊吹風：“小高，扎根農村該收場了。”
這個剛強的年青人心中翻滾得很厲害：知識青年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難道不正確？志愿下鄉(xiāng)務農，為社會創(chuàng)造物質財富，能說方向錯了？
現在農村是艱苦點，不正因為艱苦，才需要一大批有志于改變農村落后面貌的青年去努力奮斗嗎！好男兒志在四方。這條路我一定要堅持走到底！
在這嚴峻的關頭，為了不使這個隊垮下去，高康良還兼出納、拖拉機駕駛員等工作，一個人干幾個人的活。為了不使知青隊這年的收入減少，他組織拖拉機為造紙廠運稻草賺運費。他每天4時就起床，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點。在他的帶領和精心組織下，秋收秋種任務勝利完成，油菜種得比上一年還多。
就這樣，在大旱之年，隊里糧食畝產仍達到上一年水平。緊接著，第二年高康良又領著伙伴們打了個翻身仗，工分值突破了2元大關，每人平均年收入600多元，多的達到近800元。
高康良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做出了貢獻，黨和人民給了他很高的榮譽。
他先后兩次上北京，受到中央領導的親切接見。
高康良榮獲全省新長征突擊手和全國新長征突擊手標兵的光榮稱號，當選為省五屆人大常委和全國青聯委員。
后來，高康良和伙伴們還積極籌辦“農工商聯合公司”，把自己的第二故鄉(xiāng)建設得更加富庶美好，吸引更多的知識青年到這里來安家落戶。林淑娘三次要求留下建設農村
1966年，林淑娘從印度尼西亞回到中國山東省煙臺市第一中學讀書。高中畢業(yè)時，她響應黨的號召，決心到農村去創(chuàng)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學校領導對林淑娘說：“你是歸國華僑，父母都在國外，離開城市到農村去，國家照顧起來不方便，還是留下來吧。”
聽到這些話，林淑娘的心中熱乎乎的?；氐阶鎳鴥赡甓鄟恚h的溫暖，親人的關懷，變成了她戰(zhàn)勝困難，一往無前的巨大動力。
林淑娘流著眼淚對學校領導說：“我是祖國的孩子，我的一切都是黨給的，我要聽黨的話，到農村去。”
說著她拿出了早已為下鄉(xiāng)準備好的膠鞋、挎包。
經過林淑娘的再三申請，學校領導批準了她上山下鄉(xiāng)的要求。
1968年9月下旬，剛滿18歲的林淑娘，懷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雄心壯志，來到了山東省文登縣來村公社西海莊大隊插隊落戶，受到了干部、社員的熱烈歡迎。
林淑娘第一次下田勞動是割豆子。她從來沒有見過豆子是怎么長的，更不用說怎樣割了。女社員每人割三行，隊長讓淑娘割一行，她埋下頭，拼命割，累得滿頭大汗，腰疼腿酸，可是仍然遠遠地落在社員后邊。
為了過好勞動關，林淑娘自覺在艱苦的勞動中磨練自己。
憑著這種精神，林淑娘不僅還學會了鋤、耘、點、種，而且學會了推獨輪車。
種小麥時，每畝要施1萬斤肥料，林淑娘推起獨輪車跑在前。隊長見她汗水一個勁地在外冒，怕累壞了，要她休息。
林淑娘回答說：“勞動哪能不流汗。我也不是潮頭浪花，摔打摔打會更硬棒。”
林淑娘就是憑著這樣的熱情，這樣一種拼命精神，練就了堅強的意志，火紅的心。
共同的戰(zhàn)斗生活，使林淑娘與社員群眾心心相印，息息相關。
她深深地愛上了祖國的農村，愛上了西海莊的農民。
村里的老貧農于大爺看場沒有蚊帳，淑娘就把自己的蚊帳送給了他；曲希蓮大嫂因病住院，撇下3個孩子在家，淑娘日夜為她料理家務；上級發(fā)下救濟款時，讓林淑娘去送，她把自己勤儉節(jié)余下的錢暗自放進救濟款內，一起送給五保戶。她自己身上卻穿著補釘衣服，腳上蹬著一雙洗得發(fā)了白的解放鞋。
社員們感動地說：“淑娘這孩子，真是和咱們的心貼在一起了。”
1970年底，林淑娘從外縣開會回來，一進村就有人告訴她：“上級調你去當工人了。”
林淑娘想：在上山下鄉(xiāng)的道路上，自己剛邁出了第一步，怎么能離開呢？她堅決要求留在農村。
1971年春天，隊里又推薦林淑娘上大學。有人勸她說：“當工人你沒走，這回可別錯過機會。將來大學畢業(yè)，找個稱心如意的工作。”
林淑娘說：“我現在的工作就很稱心如意，俺不走。”可是，不久淑娘接到了入學通知書，大學的老師來領她走。林淑娘懇切地對領導說：“對于我這個在國外生長的青年，農村也是一所大學，讓我留下繼續(xù)學習鍛煉吧。”黨組織再次批準了她的要求。
1971年秋天，縣委準備調林淑娘當干部。黨的信任感動得她熱淚盈眶。經她再三要求，領導上又一次批準她繼續(xù)留在農村。
在黨的陽光沐浴下，林淑娘在廣闊天地里茁壯成長。1970年12月，林淑娘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后來，當選為大隊黨支部副書記。
為了改變西海莊大隊面貌，林淑娘和黨支部一班人制定了圍海造田規(guī)劃。
工程開始后，她日夜和群眾一起奮斗，一條攔海大壩巍然屹立，500畝海灘，稻谷飄香；凹凸不平的鹽堿地，變成了平坦的肥沃良田。全大隊糧食產量翻了一番，畝產從1968年的400多斤增到1100多斤。
每當談起這些變化，社員們都贊揚說：“俺西海莊能有現在這樣，淑娘不知流了多少汗啊！”
1973年，林淑娘光榮地出席了黨的十大，幸福地見到了毛澤東主席。在那難忘的時刻，林淑娘熱淚盈眶。她想起了自己在國外的苦難生活和回國后在黨的培育下迅速成長的鮮明對比，力量倍增，決心不辜負黨的希望，一定要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去譜寫新時代革命青年的“理想之歌”。
1974年春天，山東省委任命林淑娘為省委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
職務高了，地位變了，林淑娘西堅持不脫離勞動，不脫離群眾，做一名普通勞動者。
一次，林淑娘從省城開會回來，剛進村口正遇到青年割草積肥。她袖子一捋，褲角一挽，二話沒說，就跳進齊腰深的水中，和青年們一起揮鐮割草。
多年來，林淑娘堅持把生產大隊當作她的“根據地”，一有時間就回隊參加集體生產勞動。
1974年，林淑娘被省委授予“山東省上山下鄉(xiāng)知識青年標兵”的光榮稱號。
1977年8月，林淑娘出席了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偉大的勝利喚起他無窮的力量。她說：“社會主義是干出來的，不是喊出來的，我一定以戰(zhàn)斗的姿態(tài)，投身到向四化進軍的偉大革命洪流中去，把青春全部獻給黨，獻給祖國，獻給人民。”段元星發(fā)現天鵝星座的新星
1975年9月2日，《人民日報》報道了北京天文臺發(fā)現天鵝星座新星的消息：
江西省寧都縣竹潔公社從小愛好天文的下鄉(xiāng)知識青年段元星，在8月30日北京時間19時35分也發(fā)現了這顆新星。
自從天文學有文字記載的3000多年以來，被人們發(fā)現的新星只有100多顆，而目測發(fā)現新星的，世界上就只有少數幾個人了。然而，在我國目測首先發(fā)現新星的人，竟是一個普通的下鄉(xiāng)知識青年，這就不能不像新星本身一樣吸引著人們。
消息像長了翅膀的春燕，飛向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成千成百的信件似雪片般朝這位業(yè)余天文愛好者飛來，人們驚奇地探詢著、談論著，天鵝星座的新星是怎樣被一位普通的下鄉(xiāng)知識青年發(fā)現的呢？
段元星是江西省寧都縣人。中學時，段元星借到了《天文學簡史》和《中國古代科學家》。他捧起這兩本書，愛不釋手地讀了起來。
??！關于日月食的文字記載，在全世界我國是最早的。我國古代人民對天文現象的觀測和記錄，已被全世界公認為最精確、最完整的觀測和記錄。
看到這些，段元星很受鼓舞，可是，我國近代的天文學由于封建統(tǒng)治的腐朽、蔣家王朝的黑暗，已經頹廢得不成樣子。因此，段元星感到憂郁和焦慮，他推開房門，遙望著那無邊無際的星空。
星星忽閃忽閃，月牙時隱時現，似乎在向他召喚，又在向他挑戰(zhàn)：“段元星呀，天空有著無窮無盡的神秘，你有勇氣探索嗎？”
段元星禁不住從內心發(fā)出吶喊：“祖國的天文事業(yè)應該盡快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他掏出了日記本，揮筆寫下了自己的誓言：
為了祖國的天文事業(yè)，為了人類光輝的未來，戰(zhàn)斗！戰(zhàn)斗！戰(zhàn)斗一生！貢獻一切！
理想的火花，在段元星胸中進發(fā)了！但理想的大廈，是靠艱苦實踐的磚瓦建筑起來的。段元星把天文學列入了自學課程，他老老實實、辛辛苦苦、逐塊逐塊地為理想大廈堆砌著磚瓦。
1968年12月，段元星響應黨的號召，來到竹竿公社大布大隊插隊落戶。下鄉(xiāng)第二年大隊選他擔任了民辦教師。黨的溫暖，群眾的深情，滋潤了段元星心頭的理想之花。他對自己說：“農村艱苦怕什么？像大慶工人那樣，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chuàng)造條件也要上！寒暑盡心觀天象，誓為祖國爭光彩！”
段元星立足農村，放眼星空，以土代洋，因陋就簡，在僅有的一架自制的口徑7?8厘米土望遠鏡的條件下，堅持天文科研活動。
段元星常說：“星空為我恒友，不窺如隔三秋”。不論是數九寒冬，還是盛夏三伏，他堅持每個晴夜進行觀測。他在?？荻獯逍W進行巡回教學的5年時間里，經常很早起來，到一個小山頂上觀測黎明星空。段元星因為經常在深夜和黎明出去觀測天象，腿上曾4次留下了村里大黃狗的牙痕。
在他下鄉(xiāng)不久的一天，一夜寒潮，生產隊的秧苗全部凍爛了。社員們心疼地說：“假如早知道天氣變化，做好防寒保溫工作，就不會有這樣的事了！”一席話，激起段元星心田中的漣漪。他決心在天文科研中結合氣象觀測，預報天氣，為農業(yè)生產服務。
裝在瓶子里的螞蝗和剝了皮的小松枝做的“晴雨計”，便是他最早的儀器。后來，他又自己掏錢買了干濕溫度計等設備，結合觀測風云物象，進行天氣預報。
在1973年，雙搶大忙季節(jié)，久旱無雨，又要搶收已經成熟的早稻，又要派人抗旱搶種晚稻，可把生產隊長急壞了。這時，段元星跑來說：“不用抗旱，不用抗旱，明天就會下雨了！”隊干部一聽，喜出望外，按段元星的意見重新安排了勞力。第二天，早稻基本搶收完畢時，果然暴雨降臨。
為了把學到的一些天文知識和農業(yè)生產緊密結合起來，段元星下鄉(xiāng)的第二年，測繪了一張大隊地形圖。1973年冬，段元星又為大隊測繪了治山治水洽田的規(guī)劃圖。有一塊地段是改造重點，地形復雜，需要把24條山垅的586塊水田、800塊旱地、48個山頭、91口水塘、6個生產隊，以及水溝、小路、電桿的位置統(tǒng)統(tǒng)畫出來。段元星登上48個山頭，進行1000多次的方位角測定，用一架簡單的望遠鏡，三根曬衣竹桿和一個硬紙板制的大量角器等土設備，運用天文目測方法，花了1個月的時間，比較圓滿地完成了任務。
段元星從立志天文事業(yè)，到發(fā)現新星，經歷了16個春秋。16年走過的路是漫長的、曲折的。
在段元星有計劃地學習天文知識的第4個年頭，他發(fā)現從蛇夫星座飛出的流星特別多。經過一段時間的觀測和分析，他認為蛇夫星座有流星群的跡象，便向北京天文館寫了一份報告，談了自己的看法。他想，這可是我自學天文以來，第一次向科研機關寫的學習匯報啊！他盼望著回信盡早到來。幾個月后，北京天文館來信了，信中說不像是流星群，并把他的報告退回來了。不像“流星群”，就是說，自己的自學成績沒有及格。這對段元星來說，真是個不小的打擊。
這件事引起了一些同學的議論、奚落，段元星聽了，心里說不出是什么滋味。他跑進宿舍，看見床頭上那一大疊一字一句抄錄的天文筆記，不禁鼻子一酸，兩行熱淚直往下掉。這時，他一抬頭看見了墻上的毛主席畫像，老人家正慈祥地看著自己呢！他頓時覺得臉上火辣辣的。心想，老一輩革命家在那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經歷了多少艱難險阻，而自己在業(yè)余科研的道路上遭受一次失敗，一次挫折，就傷心掉淚，不正說明自己內心深處還有某些不健康的東西嗎？段元星擦干眼淚，翻開日記本，寫下了下面一段話：
搞科學研究沒有失敗才是怪事，不作長期失敗的思想準備，必然經受不住考驗；就是一輩子也沒有獲得成功，經驗和教訓也可以被后人所利用，也是能夠對科學發(fā)展的洪流有所推動的。
寫到這里，段元星好像甩掉了一個大包袱，渾身輕松了許多。他又鉆到書本里去了。
1970年4月下旬，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wèi)星上天的喜訊傳來，像春雷，又像戰(zhàn)鼓。段元星遙望著邀游太空的紅色衛(wèi)星，聆聽著衛(wèi)星播送的《東方紅》樂曲，心潮澎湃。
他暗下決心，給自己提出了四項研究項目：一是進行氣象觀測；二是觀測不規(guī)則變星；三是橫掃星空未知，發(fā)現新星；四是探索蒼穹奧秘，發(fā)現黃星。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段元星的業(yè)余天文研究還看不出有什么“名堂”。
社會上的風言風語，像根根針刺，射向段元星。有的說他是“想月光想迷了”，有的說他“地上的事都管不好，還想管天上的事，真是飛機上吹喇叭――‘想’得高”，有的甚至說他是發(fā)了精神病。
紛紛眾說傳到了段元星的家庭，純樸的母親本來看到兒子經常早起晚睡，身體日漸消瘦就很心疼，現在又傳來這么些難聽的活，怎么受得了！她暗忖：只有讓兒子死了鉆天文的這條心，才能減掉這些“麻煩”。母親開始勸說段元星，一看沒有作用，便要動手把段元星的書籍毀掉。為了應付這一著，段元星一面耐心地向母親宣傳學習天文知識的意義，一面偷偷地將天文書籍轉移到同學家中藏起來。
段元星的一些親屬、朋友，也勸他說：“手藝是千家貨，天文是一家貨，還是改學點手藝吧！”一個上了年紀的長輩，見段元星這般勤奮刻苦，禁不佳搖頭嘆息：“唉！假如你花了這么多精力去學醫(yī)的話，恐怕早就成為人人求拜的名醫(yī)了！”……
“好心”也罷，惡意也罷，段元星心里默念著馬克思的名言：
任何科學批評的意見我都是歡迎的。而對于我從來不讓步的所謂輿論偏見，我仍然遵守偉大的佛羅人詩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讓人們去說罷！
“走你的路，讓人們去說罷！”16年過去了。
1975年8月30日，這是多么美好的日子啊！夜幕剛剛降臨，無數顆星星在天幕上閃爍著，像節(jié)日的禮花，放射出奇光異彩。
段元星在梅江河里游泳上岸后，站在河邊的沙灘上，又習慣地對星空進行目視觀測。他巡視大熊星座、仙王星座、天鵝星座……啊，天鵝星座尾巴上多了一顆星！他心里一怔：是人造衛(wèi)星嗎？沒有移動，不是；是變星嗎？他記得清清楚楚這個位置沒有變星……新星？一定是新星！
此刻，段元星腦海里只有一個念頭：研究新星有重大科學價值，必須立即向國家天文機關報告！他飛一般跑回家，取出自制的天文望遠鏡，測量了新星的位置和亮度，連夜向北京天文臺和紫金山天文臺寫了發(fā)現新星的報告。第二天上午在發(fā)信的同時，又向北京天文臺拍發(fā)了電報。那時，他的心激動得快要蹦出來啦！
果然，發(fā)現新星的消息公布了。段元星受到黨和人民的熱情鼓勵和贊揚。
北京天文臺特地給他寄來了賀信，信中說：“你的工作做得很好！從用目視觀測手段發(fā)現新星來講，其發(fā)現的時間是很重要的，在這一點上說，你的發(fā)現為祖國爭了光！”
“為祖國爭了光！”這是多么崇高的榮譽?。∏嗄昊锇橥七x他參加了地、省知識青年代表大會，向黨作了匯報。
電臺廣播了他的事跡。報紙登載了他窺測星空的身影，全國科學大會特邀他為大會代表，而且中國科學院破格將他吸收為北京天文臺的研究生。
段元星還榮幸地當選為五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四屆江西省政協(xié)委員。
在1978年3月18日，在金碧輝煌的人民大會堂里，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了全國科學大會偽全體代表。當中央領導同志握住自己的手時，激動的淚水奪眶而出……翟新華把農場建成優(yōu)秀企業(yè)
內蒙古自治區(qū)巴彥淖爾盟建豐農場場長翟新華，是1969年下鄉(xiāng)到內蒙古建設兵團的北京知識青年。1975年，他所在的團改為國營建豐農場，他被提為副場長，1978年擔任場長。
幾年來，翟新華一面實干，一面學習，已經成為一個優(yōu)秀的企業(yè)管理干部。
翟新華擔任農場領導后，在黨委的支持下注意抓生產管理，領導全場職工艱苦奮斗，使糧食產量不斷提高。1978年，建豐農場在河套地區(qū)的10幾個農場中第一批實現了糧食自給。
翟新華從1979年開始，著重探索改革經濟管理制度。為了弄清楚生產、計劃、財務、供銷等領域的學問，他學習政治經濟學，還研究了國外一些企業(yè)搞好經營管理的經驗。他在學習的同時，分析了造成農場多年虧損的各種因素，整理了大量數據，并吸收本場懂得經營管理的各方面的人才，組成扭虧增盈領導小組，作為“智囊團”。
在1979年年底，經過同全場各方面反復醞釀討論，翟新華制訂出一個以扭虧增盈為中心的“三定一獎”：定收入、定支出、定盈虧、減虧增盈獎勵的責任制。具體做法是：農場對30個分場一級和直屬單位實行“三定一獎”，各分場也對各個班組、畜群以及一部分戶、個人，實行“三定一獎”，并按農業(yè)、工副業(yè)、學校、醫(yī)院和機關等不同單位，以及盈利和虧損的不同情況，確定不同的獎勵比例。這樣，就把全場每一項經濟活動同每個職工的切身利益結合在一起。
同這種責任制相適應，農場還對工資制度進行了改革，把工資分為20％的產量工資和80％的作業(yè)工資。作業(yè)工資又分為工分工資和級差工資，以便把個人之間、班組之間和分場之間的差別體現出來。這種責任制在短短的半年中已經產生了顯著的效果。與1979年同期比較，1980年上半年全場總收入增長了52％，總支出減少了26％，虧損降低6O％。
翟新華認為，要辦好一個企業(yè)，必須有大量的各種人才。因此。他十分重視發(fā)現和使用人才。有人說他是求才心切，見才眼開，愛才如命。有一個會計叫張國政，精通財務，在全場數一數二，但曾因經濟問題被判過半年刑，一直不被重用。翟新華到場部工作后，主張大膽使用張國政，并在制訂全場獎懲條例時，多次請他當參謀。
有人反對這樣做，翟新華對他們說：“我想使用他，對我們好處大。有些人要強調他的德，也要重用他的才。他有一分熱就讓他發(fā)一分光?？傊?。要把一切有一技之長的人都用起來，讓他們?yōu)?lsquo;四化’建設服務。”
1979年年底，翟新華讀了一篇介紹外國管理企業(yè)經驗的文章，很受啟發(fā)。他想，建豐農場要扭虧增盈，要向農工商聯合企業(yè)的方向發(fā)展，也必須及時地了解市場情況，才能迅速而合理地購進本場需要的物資，并把本場的產品以及多余的勞動力、運輸力等投到市場上去，把買賣做活。而這就需要有幾個“買賣人”，有幾個“商人”。因此他把過去干過采購員、熟悉市場情況的張國成調任供銷科的負責人，同時也把張國政調到供銷科，作為負責人之一，加強了供銷環(huán)節(jié)。半年來，他們積極進行市場調查，掌握市場動態(tài)，買賣已經開始做活，大大增加了農場的收入。
翟新華有個特點，干工作有布置必有檢查，而且檢查得非常認真，一絲不茍。
在建豐農場，各項主要農活都在翟新華的主持下規(guī)定了具體的質量標準，如鋤地，要求拉通、靠到、不埋苗、不傷苗、鋤凈草。麥收，每平方米內落穗不得超過3穗。施化肥，要深施埋好，不準“天女散花”等。一項農活完成后，場里要進行檢查驗收，達不到標準要立即返工，決不遷就。
翟新華總結工作、講話，總是到事、到人，指名道姓，不論表揚還是批評，是哪個單位就講哪個單位，是哪個人就講哪個人，決不含糊其辭。他要求科室、分場匯報工作時也不要說空話，要情況具體，數據準確，一是一，二是二。翟新華常說：“我們是在辦企業(yè)，辦企業(yè)是搞科學，而科學必須嚴格。”
翟新華的另一個特點是處事果斷。他認為，一個好的企業(yè)管理者，必須對不斷變化的情況迅速、準確地做出反應和判斷，及時做出決定。在這種情況下，“果斷”是必要的，不能什么事都“研究研究”。
翟新華還說：“我們辦事效率低，就是因為許多人怕負責任，謀而不斷，甚至不謀不斷，等研究好了，時機也失掉了，損失也造成了。當然斷也要斷得準，斷得正確，如果一個企業(yè)管理者常常斷錯，那就證明他不具備管理者的條件，就應當干脆下臺。”
翟新華辦事公正，一視同仁。常有些職工找他解決個人問題，凡需要解決的同類問題，不但來找的人得到了解決，沒來找的人也同時得到解決。凡需要批評的事，同他個人關系再好的人也逃脫不了。
對于翟新華的這種雷厲風行作風，少數干部感到有點吃不消，但大多數人說；在翟新華手下工作，雖然很辛苦，但心里很痛快！
翟新華認為，企業(yè)經營管理是一門科學，企業(yè)管理者是一種從事科學活動的職業(yè)，他做出的決定和發(fā)出的指令，必須有充分的科學依據。因此，一個企業(yè)管理者實際上是一個“雜家”，他需要許多方面的知識。除了堅定的政洽信仰以外，首先必須在經濟學方面有較深的造詣，要通曉經濟規(guī)律。
翟新華說：“我作為一個農場場長，還必須懂得農、林、牧、副、漁、機等各業(yè)的生產知識，了解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而計劃、勞資、財務、供銷等，也必須弄懂。此外還要懂一些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等，而邏輯學和大學又可以提高你的思考能力和表達能力，一個管理者說起話來概念不清、語無倫次是不行的，沒有點鼓動性也不行。”
幾年來，翟新華在沒有專門學習機會的情況下，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勤奮地學習各方面的知識。1978年冬閑時，他把工作交給了副場長，把自己關在家里學習《資本論》。有人反對這種作法，他說：“我今年30歲，還要工作30年，如果不學習，10年后就要被淘汰。”
后來，他又結合本場情況研究了10多個專題，包括生產、財務、勞動工資計劃指標的制定，場部管理費的定額管理，以及固定資金和流動資金、成本、各類消耗定額、各類補助、各種稅收、基本建設投資、決算等。每一個專題的研究有了結果，他都寫出了書面材料，并附有大量的數據和資料。
翟新華成為了知青中較早的企業(yè)管理專家，為企業(yè)經營管理扭虧為盈做出了榜樣。梅繼林推廣小麥科學栽培技術
1970年4月，上海下鄉(xiāng)知識青年梅繼林從上海來到夏莊插隊落戶。新的生活開始了，梅繼林處處感到新鮮有趣，但同時也產生了許多新的問題。
解放都20年了，農村為什么還這樣落后，農民生活為什么還這樣苦，難道這窮根子拔不掉嗎？這一個個為什么在梅繼林的腦海里激起了波濤。
這年冬天，上級撥下了一批救濟糧。一天晚上，天空飄著大雪，北風在呼嘯，梅繼林背著半口袋糧食輕輕推開了五保戶劉大娘家的門。
“大娘，給你送糧食來啦！”
劉大娘多次吃過國家的救濟糧，但是，這次看到下鄉(xiāng)知識青年給自己送糧食，激動的淚花掛上了眼簾，她顫顫巍巍地握著梅繼林的手說：“孩子，黨這樣關心俺莊稼人，俺沒能多打糧食支援國家，反而年年要國家的救濟糧，心里實在過意不去呀！”
“唉！想啥辦法呢？咱這地方哪一年不是澇就是旱。繼林哪，你是念書識字的人，能有辦法治住這旱澇災害，咱們就不用發(fā)愁了。”劉大娘的話深深啟示了這個有志氣的青年人。
梅繼林暗暗下了決心，要做出改變夏莊落后面貌的規(guī)劃。
學習、調查、訪問、實測、研究……幾乎占滿了他的業(yè)余時間，漸漸的，一幅根治夏莊旱澇災害的藍圖畫成了。
1970年冬，淮北大地寒風刺骨，全村男女老少都投入了平整土地，開溝挖渠的戰(zhàn)斗。
戰(zhàn)斗的第一天，梅繼林拉著裝滿泥土的車子，在工地上來來回回奔跑了一天。
第二天，公雞還沒叫，天空灰暗，北風仍在呼嘯，梅繼林就扛著工具走出了家門。
在工地上，茅草在抖動，“鏘”的一聲，堅硬的凍土震的雙臂發(fā)麻，這是梅繼林用力鏟出了工地上的第一鍬。3天過去了，梅繼林手上打起了血泡，虎口震裂了，臉也凍爛了，年僅17歲的梅繼林是多么想坐下來歇一歇呀！可是，當梅繼林接過老隊長遞來的開水時，仿佛看到了全村人的支持和希望，他咬了咬牙，又堅持干起來。
一個冬春過去了，在平整過的土地上，玉米和紅芋長得格外旺盛。秋季，連長期低產的“南老荒”也第一次獲得了豐收。
首次獲得豐收給夏莊人帶來了巨大歡樂和鼓舞，他們一個冬春接著一個冬春，一連干了3個冬春,在這場巨大勞動中，梅繼林一直干在最前面。
1972年，夏莊夏季小麥單產達到了400斤，平均每人分了300斤，這不僅在夏莊，就是在全公社也是破天荒的一次。
老飼養(yǎng)員像得了孫子似的高興，五保戶劉大娘逢人就說好……可是，有些沒有受過苦的小青年卻飄飄然了，突擊隊里就有人說：“夏莊現在是坐到寶塔尖上了，要是都能達到咱這個高度，我看哪，到共產主義也就差不離了。”這充滿著對現實生活的贊美，充滿著對勝利的自豪，但也流露出驕傲、滿足現狀的情緒。
但是，對事業(yè)心很強的梅繼林來說，他已經在考慮新的里程、新的目標。夏莊的產量跟周圍社隊比是高了些，可是跟先進的地方比只能算低水平的，跟一些發(fā)達的國家比差得更遠，人家的小麥產量能達800斤，甚至上千斤，夏莊為啥達不到呢？
實踐同樣提出了問題，1973年夏莊小麥產量不僅沒有提高，單產反而比前一年下降了30多斤，這時有些人傻眼了，甚至泄氣了，然而梅繼林卻從此踏上了農業(yè)科學試驗的征途。
同一塊地，同樣的種子，同樣的水肥條件減產了30多斤，是播種晚了嗎？不是。是管理上有差錯嗎？也不是。從小麥長勢看，比去年還好呢！那么減產原因在哪里呢？梅繼林在苦苦思索著。請教有經驗的老農，他們也說不出個道道來，翻開農業(yè)科技書籍，也找不出答案。
謎，究竟在哪兒呢？吃飯的時候，梅繼林目不轉睛地盯著桌子上的小麥樣品。白天干活，梅繼林思緒奔騰，深夜兩點了，紙糊的窗子里還映出他手托下巴的身影，多少個黎明??！公雞把他從沉思中喚醒。
一天夜里，梅繼林又一次看完了他心愛的“小麥栽培學”，謎團仍不得其解。他數著桌上的樣品麥粒，突然發(fā)現兩瓶麥子的粒數不一樣，又數一遍稱一稱，麥子的千粒重也不一樣，漸漸地，梅繼林心里亮了，原來是小麥品種退化了。要防止小麥品種退化，就必須對種子進行提純復壯。
秋天，夏莊整理了5畝小麥種子田，梅繼林親手播下了種子，但是，同時也播下了希望和擔憂。
小麥發(fā)芽出苗了，梅繼林心里有如春風蕩漾的湖水，多么興奮啊！他像辛勤的園丁愛護著百花盛開的花圃，他像慈愛的母親愛撫剛剛降生的嬰兒。
冬天，他每天清早都要去看一次，麥苗冷不冷？會不會涼壞。俗話說，麥怕胎里旱，千萬不能讓小生命渴著了。春節(jié)前，大田的麥子澆了一次，可種子試驗田就灌了兩遍。梅繼林認為，要打開農業(yè)科學的宮門，必須付出更多的代價。晴天，梅繼林蹲在田里細心觀察、記錄。雨天，他拿著鐵鍬及時放掉積存的雨水，多少個曙光初照的早晨，他踏著露水，背著沉重的噴粉器給小麥打藥，多少個傍晚，他在給小麥鋤草施肥。功夫不負有心人，試種終于成功了，經過提純復壯的種子，顆顆粒大飽滿。第二年利用提純復壯的種子加上科學種田，全隊120畝大田創(chuàng)造了單產630多斤的好收成。
任何作物都有遺傳性和變異性，只要掌握它的規(guī)律進行選擇和培育，不僅能防止種子的退化，而且能獲得更加優(yōu)良的純種。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梅繼林通過對小麥提純復壯試驗的總結，又擴大了對棉花和雜交玉米的提純復壯，并開展了小麥與玉米、小麥與棉花、玉米和大豆的間作試驗，使全隊糧棉產量都獲得了大幅度增長。
在1975年，6畝棉花的試驗田，畝產皮棉達到了204斤，超過了1970年前大田棉花產量的14倍。
1978年，由于國家對知青政策作了調整，全國農村有成千上萬的下鄉(xiāng)知識青年返回了城市。這時，梅繼林也收到了10多位親友、同學的來信，勸他不要放過這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就連過去一直支持他扎根淮北的父母也來信，也催他回上海。
讀了家信，梅繼林陷入了沉思和苦惱。他想，在夏莊10年，曾放棄了4次升學、3次招工的機會，全大隊33名知識青年先后走了30人，除1人結婚外，只剩下兩人了。
在三中全會以來，黨對加速實現農業(yè)現代化非常重視，許多政策正在落實，目前正是大干四化，大顯身手的好機會，可為什么偏在這個時刻，父母要催我問城呢？他決定回上海一次。
1979年2月初，梅繼林回到了上海。他看到不少鄰居的孩子都從農村回來了。同學們見了都勸他要正視現實，趕快回來，就連他弟弟也諷刺他“想當畜牧場場長”。他不由暗暗地考慮：難道自己的想法和做法真的落后于形勢嗎？難道只有回上海才能為四化做貢獻嗚？難道……他努力尋求著正確的答案。
一天晚上，梅繼林來到了曾同他一起落戶淮北的小趙家，小趙曾擔任過大隊黨支部書記，1978年考取了復旦大學，兩人很好。小趙勸他：“回上海好好補習功課，努力考上大學，等掌握了專業(yè)知識，再回農村也不遲。”
梅繼林從小趙家里回來，心里很不平靜，他佩服小趙為四化頑強學習的精神，也相信小趙用科學改造社會的道理是對的。但是，自己怎么辦呢？梅繼林失眠了。此刻，他想起去年到北京參觀12個國家農機展覽時受到的教育和啟發(fā)，實現農業(yè)機械化，要靠有文化有技術知識的人才去奮斗，這使梅繼林再次受到鼓舞。
第二天，梅繼林又到好友李建強家里，征求對自己是否回上海的看法。小李是在阜南插隊后上大學的，如今是阜陽師范學院的教師。
梅繼林說：“過去你在農村戰(zhàn)斗有個規(guī)劃，并已經為實現自己的理想付出了勞動和心血，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新的形勢下，如果你認為對自己干熟的事業(yè)繼續(xù)努力，比之丟開自己熟悉的事業(yè)另學一樣東西，對社會更需要更有益，更能使上勁，那你就應該沿著這條路堅定地走下去。”
小李的意見，打開了梅繼林的心窗。他想，要搞四個現代化，需要各種各樣的人才。當個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科學家，自然對人類貢獻很大。但是，先進的科學技術也需要有人去推廣、去應用呀？每個人都要從自己的實際出發(fā)，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人生在世，是要為人民干幾件事情的，很多事情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四化大業(yè)是由件件小事匯成的，好高騖遠，見異思遷，是成就不了什么事業(yè)的。
梅繼林用這些道理說服了自己，也說服了父母，他高高興興地牽著從上海買來的兩條荷蘭?；貋砹?。老隊長朱安國見到小梅就問：“繼林啊！人家上海來的青年都回去了，你這次回去嗎？”
老隊長話音未落，梅繼林就笑著說：“老隊長，你放心，我不走了，這一輩子就跟你們一起干農業(yè)這一行了”。老隊長聽了高興地緊緊拉住梅繼林，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10年扎根經風雨，喜見幼苗已成材。1974年，梅繼林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75年，他擔任了大隊黨支部書記。后來，又由公社副書記提任為公社書記。
10年來，他多次出席過縣、地、省先進知青代表會，還被評為全國新長征突擊手標兵，省勞模。
梅繼林常說：“我下鄉(xiāng)10年，黨和人民把我從一個無知的青年培養(yǎng)成為一名共產黨員、黨的干部，我一定牢記共產黨員的崇高職責，為發(fā)展農業(yè)，建設四化，甘愿做一顆鋪路石子，永遠鋪在農業(yè)現代化的道路上。”
當年，正是這些無私奉獻的知識青年們，為把祖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在辛勤地不倦地貢獻自己的力量。陳家澍發(fā)明袖珍數字溫度計
路是人走出來的。只有不畏艱難險阻、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理想的境界。江蘇省五屆人大代表、邢江縣下鄉(xiāng)知識青年陳家澍，就是這樣一位奮發(fā)有為的青年。他經過兩年的不懈努力，設計創(chuàng)造了我國新型的袖珍式數字溫度計，一步一個腳印地朝著電子科學的高峰進擊。
這種袖珍式數字溫度計，不受氣溫、濕度、時間等條件的影響，可以實行遠距離的測溫，操作人員只要按下電鈕。所測溫度便用螢光數字清晰、準確地顯示出來。他把工農業(yè)生產、科學研究、國防建設、醫(yī)療衛(wèi)生和糧食保管等方面的溫度測量技術，推進到一個新的水平。
為了這種袖珍式數字溫度計，陳家澍付出了許多艱辛的勞動，花費了許多心血和汗水。他是怎樣越過重巖疊障，踩出了一條成材之路的呢？
1968年，陳家澍從南京市第一中學初中畢業(yè)后來到農村插隊。這個白白凈凈的小伙子，整天風里來，雨里去，手上打起了血泡，肩膀磨起了饅頭似的腫塊，還是樂呵呵地跟著鄉(xiāng)親們干活，絲毫也不懈怠。
傍晚，村莊一片寂靜。勞動了一天的小伙子們，無所用心地打牌、下棋，嘻鬧消遣，常常玩到半夜深更。在這偏僻的鄉(xiāng)村里，周而復始的勞動，使活潑的青年人覺得乏味、枯燥。陳家澍是個有頭腦的人，他像一位嚴厲的法官時時審理著自己：青春該怎樣度過？難道就這樣讓自己的大好年華虛度？這個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無論勞動多么艱辛，他從不加入那打鬧說笑的行列，下工回來，不是捧著書本背數學公式，就是演算練習題。
看著這番情景，有的小伙子不解地問他：“陳家澍，現在我們已經是標準的泥腿子啦，學那A、B、C，背那X、Y，還派得上什么用場？”陳家澍聽著這幼稚、無知的話語，心里久久不能平靜。想起下鄉(xiāng)前夕母校老師的期望，想起年邁的雙親的囑咐，想起農村落后的現狀，他習慣地推了推近視眼鏡，說：“我們是新型的農民，農村需要有文化的青年，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需要知識，需要科學！”
幼年便與無線電結下了不解之緣的陳家澍，在農村勞動的歲月里，他起早帶晚幫全大隊幾百戶人家安裝了有線廣播。生產隊的電動機壞了，經他的手修理好了。誰的收音機有了故障，他很快地幫忙修好。他還幫公社衛(wèi)生院裝置了高頻手術刀、青霉素應試儀……
鄉(xiāng)親們最愛實際，夸夸其談不能贏得他們的信賴，他們頭一遭看到這些新鮮儀器，人前人后地豎著大拇指夸贊陳家澍：“究竟還是有文化的小伙子，露出的這幾手，真不簡單哪！”
這時的陳家澍，思想仿佛長上了翅膀。在農村這個肥沃的土地上，只要辛勤地耕耘，知識青年是會大有作為的，他要把自己學到的文化知識，獻給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事業(yè)，讓理想在這里開花、結果。
“千里馬”終于遇到了“伯樂”。1974年9月，陳家澍的聰明才智被縣知青辦和糧食局的同志看中了。當時，商業(yè)部號召各地要科學保糧，縣里決定迅速造出一種數字溫度計，改進測量糧溫的辦法。他們從全縣1?3萬多名知識青年中選優(yōu)拔尖，陳家澍成了技術骨干，隊里的大伯、大嬸知道縣里把他調去搞發(fā)明創(chuàng)造，叮囑他一定要搞出個名堂來。
研究基地在公社的糧管所里，這個丘陵山區(qū)的重點糧庫，堆放著數千萬斤糧食。陳家澍和他的伙伴朱小松，看到糧食保管人員肩扛一捆幾十斤重的鐵桿溫度計，爬上幾米甚至10多米高的糧堆，把頂端帶有水銀溫度計的長鐵桿子一根一根地插入糧囤里，有時插不進去，還得用木錘砸下去。隔15分鐘，再用力拔出來觀察，記錄糧食的溫度。一座1000萬斤的糧庫，兩人連續(xù)工作7天還檢查不了一遍，碰上陰雨天或是藥劑熏蒸期間，不能開倉測溫，弄不好就造成糧食霉爛。
“這是多么陳舊、笨重的方法??！”陳家澍緊皺雙眉，不由得自言自語起來。
工人師傅接過話頭說：“你們有文化，能盡快發(fā)明一種儀器，把測量出的溫度直接用數字反映出來，那就好啦！”
工人師傅懇切的話語，像重錘敲在陳家澍的心上。他聯想到在農村勞動的情景，人們常說1斤米要流4兩多汗水，他雖然沒有考證，但對糧食的來之不易，是有很深刻的體會的。在生活的道路上，陳家澍第一次意識到自己肩負的重擔，立志研制一種具有70年代水平的數字溫度計。
陳家澍懂得：攀登科學的高峰不能單憑熱情，還需要知識作為攀登的階梯。要造出一種先進的數字溫度比對于只有初中水平的陳家澍和朱小松來說，難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困難擋不住有志的青年。他和朱小松像久旱的禾苗，努力地吸取知識的甘露，自學了數學、物理、化學，攻讀了《晶體管脈沖數字電路》等基礎理論。
那時，兩個小伙子把每月20多元的生活費，省吃儉用，硬是省下錢來，訂了10多種有關無線電知識方面的雜志。陳家澍和朱小松邊學邊探討，畫了上百張草圖，進行了上千次的計算，經過1個多月夜以繼日的苦戰(zhàn)，終于掌握了數字式溫度計的核心：熱敏電阻數字電橋的設計方法，畫出了整機邏輯圖和電原理圖。
有了圖紙，要把它變成儀表，困難接踵而來。幾十塊印刷線路版、框架、外殼、按鈕、顯示屏都需要自己手工制作。制作印刷線路版，按照要求必須照相制版?？墒牵瑑蓚€小伙子手里僅有1只萬能表，兩把電烙鐵。
陳家澍說：“到外面加工，單線路版就要好幾百元。我們自己動手用筆畫吧！”
他們找來了鴨嘴筆，用油漆畫線代替照相制版，經過試驗效果還好，兩個小伙子心里像喝了蜜一樣舒坦。他們白天畫，夜里也畫，有時一塊版竟要畫上兩天兩夜。停電，他們便點起蠟燭畫，蠟燭點完了，就把蠟燭頭集中到小鐵盒里繼續(xù)點。
他們從傍晚畫到雞啼，陳家澍實在太勞累了，他身不由主地打了盹，蠟燭火苗燒著了他的頭發(fā)，燒壞了他的眼鏡架子，當他驚醒過來時，覺得頭脹得有笆斗一般大，眼珠要蹦出來一樣疼痛，他死勁地揉揉眼睛，又埋頭畫了起來。就這樣，30多塊印刷線路版，全靠手工一筆一筆地畫好了，他們把它放在氯化鐵溶液里自己加工腐蝕，10多天，就制成功印刷線路版。
要把數字顯示技術運用到糧食測溫儀上，是更大的難題，縣糧食局領導特地安排陳家澍和朱小松到上海取經。這是多么難得的學習機會??！他們在9天里連續(xù)走訪了30多個單位，白天請教了上百位工人師傅、技術員和教授。晚上，還趕到盧灣區(qū)工業(yè)?？茖W校聽脈沖技術講座。
當人們知道這兩名知識青年為何而來時，連70多歲的老教授也擠出休息時間，不厭其煩地給他們傳授有關專業(yè)知識。
上海之行，使陳家澍如虎添翼。他看到人家采用的是銅電阻，根據自己設計測溫儀的實際情況，大膽地提出用熱敏電阻來代替，這不僅降低成本，還能縮小體積。為了將測溫點的熱敏電阻直接埋在糧堆里，上糧和下糧時不致于碰壞，他把熱敏電阻和細導線同時穿在直徑只有10毫米的塑料軟管里，做成了測溫電纜，這樣，既保護了熱敏電阻，又使投點方便、準確。
接著，他又大膽地在測溫儀上，添置了“倉溫寄存器”，裝置了數字式報警電路，對糧庫本身溫度可以自動顯示，一旦超過正常的溫度，就能立即發(fā)出聲、光信號，從而實現了糧食測溫、報警自動化。
在科學上從來沒有平坦的大道。全數字糧食測溫儀組裝完畢，陳家澍進行了調試試驗。誰知，當他一打開電源，點序和倉序便出現了干擾和牽制的數字顯示紊亂。他接連搞了兩天兩夜，也沒有成功，陳家澍心里十分難受。叩開科學奧秘的大門，實在不容易??！
就在這時，省、地、縣知青辦和縣糧食局的負責同志，登門看望，親切地鼓勵他們。他們經過4個月的艱苦奮戰(zhàn)，第一臺數字糧溫巡回遙測儀試制成功了！
如果說，困難是一種鍛煉，那么，成績和榮譽更是一種考驗。陳家澍沒有滿足已有的成績，又對全縣39個貯糧點進行了調查，看到自己研制的遙測儀只適用于保管量大、長期儲糧的倉庫，而對大多數存糧分散、流動性較大的貯糧點，并不完全適用。陳家澍盤算著怎樣迅速造出袖珍式的新型數字溫度計。
正在這時，一家電影機械廠為了解決16毫米電影放映機中的片門溫度的測試，需要測量高達攝氏150度的數字溫度計，兩次派人前來要求幫助研制。
但是，陳家澍既沒有看到過這樣的儀器，也沒有這方面的參考資料，僅僅從雜志上零星片斷地了解到國外有這類產品，人家多半采用了大規(guī)模的集成電路，甚至一塊集成電路就能完成復雜的從物理量到數字量的轉換。就是這樣的儀器，也存在電路復雜、耗電量大的弱點。然而，我國還沒有達到這樣的水平，有沒有別的辦法呢？
陳家澍左思右想，能不能在現有的條件下，利用已經取得的經驗，研制出袖珍式數字溫度計？他向朱小松談出了自己的想法，兩人決定試一試。
于是，他們找來了具有集成度高、功耗小等特點的集成電路和集成電路運算放大器，用4節(jié)電池作為電源，初步搞成了一臺樣機。按鈕一激，馬上就顯示出熱敏電阻探頭上感知的數字溫度。
看著這標出的數字溫度，朱小松興奮得直搖陳家澍的肩膀，連聲說：“原理是成功的，原理是成功的。”
陳家澍養(yǎng)成了一絲不茍的嚴謹作風，雖然原理是成功的，但還有不少的弱點：一是用了3組電源，電耗不平衡；二是電流消耗大；三是電源電壓低落引起較大的誤差；四是電池所占的面積太大。
陳家澍全部精力傾注在袖珍式溫度計的研究工作上。他無所謂上班制度，也無所謂節(jié)假日，頭發(fā)長了忘了去理，衣服臟也沒空換洗。
夏天，他在防震棚里操作，不顧悶熱和蚊蟲的叮咬。冬天，湖邊氣溫驟然降到零下10多度，凍得直打冷顫，他握搓手暖暖身子，又埋頭去研究。就這樣，陳家澍先后做了8臺樣機，進行了多次的電路試驗，終于得到了動態(tài)平衡的工作狀態(tài)。節(jié)省了一組電源，電流消耗從30多毫安降到10多毫安，電池始終能保持溫度計的精確度。
經過10個月、300個日日夜夜的艱苦奮戰(zhàn)，新型的袖珍式溫度計終于問世了！
這項成果，在科技界產生了強烈反響，全國10多種報紙和電子、無線電技術雜志，相繼發(fā)表了他的論文和有關他的文章。
各地熱情洋溢的信雪片似地飛來，21個省、市的100多個單位派了技術人員登門參觀取經，許多工廠、礦山、醫(yī)院、農業(yè)氣象、國防軍工單位紛紛來函、派員訂貨。
陳家澍的這項發(fā)明在全國青少年科技作品展覽中，還榮獲了銀質獎章。后來，陳家澍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進了南京工學院無線電工程系。黃伯洪用電子技術為農業(yè)服務
1968年10月，18歲的黃伯洪在江西上饒一中高中畢業(yè)了，他懷著改變農村落后面貌的抱負，來到安徽、浙江、江西交界的德興縣皈大公社插隊落戶。
下鄉(xiāng)后，黃伯洪在設備極為簡陋的情況下，先后制成高頻種子處理器、高頻脈沖驅獸器、恒流式快速充電器、半導體冷陰極黑光燈、糧食水分測定儀、水質測定儀、自動控時器、作物輻射器、自來水自控抽水設備、無電源變壓器擴大器、自控廣播擴大站、大功率起爆器、半導體針療器、針麻儀等20多種電子電器設備，還研究了作物的電效應，為建設新農村做出了貢獻。
1969年春天，秧田里的秧苗開始長出來了，翠綠如茵，十分可愛。
就在這時，寒潮侵襲到了皈大公社，成片成片的秧苗，枯黃了，爛掉了。在公社擔任電工的黃伯洪和社員一樣，心急如焚，他決心跟寒潮斗一斗，攻下爛秧關！可是，從哪兒突破呢？
一天，公社商店的采購員小胡告訴黃伯洪說，紅外線幅射能解除香煙發(fā)霉。這件事引起了黃伯洪的興趣：紅外線燈泡有幅射，能用于處理種子嗎？不妨試試看。
黃伯洪和小胡立即找來谷種，分成幾批，按不同時間，用紅外線進行處理，然后放在培養(yǎng)盆里培養(yǎng)。
3天過去了，5天過去了，培養(yǎng)盆里的谷種沒有綻出期待的白芽，而是變黑、霉爛了。
失敗的痛苦折磨著黃伯洪，怎么辦？碰到困難就洗手不干嗎？為什么失敗？黃伯洪翻來復去睡不著，他從床上爬起來，提筆給在北京一個研究所工作的姐姐寫信，請她幫忙找找原因。
姐姐回信了，鼓勵弟弟掌握科學技術，努力實踐，攻克難關。信中夾著一份《科技通訊》，上面有報道某國家用高頻原理處理種子的簡短消息。“太好了，一個極為重要的收獲，人家能辦到的，我就不能？才不信哩！”
黃伯洪的房間里，經常徹夜燈火。他的臉龐，也在一天天地消瘦。但是，知識在他的腦海里積累著。高頻原理弄懂了。種子處理器的線路圖設計出來了。按比例縮小的，幅射2瓦的小樣機，也裝成了。
正式裝配了，沒有零件，黃伯洪就把自己的半導體收音機，卸下來裝處理器。沒有大功率電源變壓器，就串聯小功率的變壓器來代替。沒有大功率的線繞電阻，就從鹽水溶液里引出兩根導線來代替。磁高壓變壓器、高軛線圈、燈絲變壓器都沒有，黃伯洪掏出積蓄，買來矽鋼片，自己動手繞。
種子處理器裝好了。第一次試驗他先用低壓把機子預熱一下，然后打開高壓。種子處理器怪叫起來，沒容小黃切斷電源，“啪”地一聲，爆炸了。頓時，屋里彌漫著青煙，焦糊味充塞著整個房間。
失敗沒有嚇倒黃伯洪，他找到了失敗的原因，是機子耐壓不夠。于是，黃伯洪重新設計了一種半波倍壓線路，省去10多只變壓器。同時，他設計了一只耐壓很高的電解電容，以便控制電流。這種電解電容很難買到，黃伯洪就將小容量的電解電容串聯起來，解決了這個難題。
裝成后，經過測量，直流高壓居然達到600伏，這是預定的要求，要是能加上負載，試驗就算成功了。
誰知一加負載，沒出半分鐘，種子處理器發(fā)出一絲“嗡嗡”聲，體積逐漸大了起來。小黃屏住呼吸，伏下身去檢查。原來，小容量的電解電容承受不了高壓，兩邊起了泡。
這時，還沒來得及切斷電源，電容爆炸了。錫鉆紙、電解液、鋁皮屑飛濺開來，黃伯洪雙手捂住了眼睛。參加試驗的小胡叫道：“你的眼睛怎么啦？”小黃擦了擦眼睛說：“看得到，沒事。”說完又去檢查機子。小胡一把蓋住機子，勸道：“算了吧，太危險了，差點把……”黃伯洪倔強地說：“就是炸瞎了，我還要摸著干！”
這天晚上，黃伯洪通宵達旦，連續(xù)奮戰(zhàn)。三極管、二極管、電阻、電容……在他腦海中翻騰著，排列著，組合著。到清晨，他終于設計出全波倍壓線路圖……
勝利，屬于百折不撓、永遠奮擊的人。不久，一臺種子處理器誕生了。它能使種子提早半天發(fā)芽，提高發(fā)芽率21％，比較成功地解決了爛秧問題。
黃伯洪把試驗成果寫成科技資料，寄給有關科研部門，得到了贊揚和鼓勵。
后來，黑龍江某工廠根據小黃提供的資料，經過一些改革，大批制造了高頻種子處理器。許多單位在運用處理器后，還專門來信感謝。后來，黃伯洪的第一臺高頻種子處理器擺在了省農業(yè)展覽館。
黃伯洪還發(fā)明了驅獸器。因皈大公社是個山區(qū)，野獸特別多。每逢秋收季節(jié)，好端端的一片莊稼，一晚之間會被成群結隊的野豬搞得一塌糊涂。社員們?yōu)榱吮Ｗo勞動果實，人們只得整夜守在山上的窩棚里，敲鑼趕野獸。即使如此，仍然免不了被野獸鉆空子，甚至有的人被野獸、毒蛇傷害。
黃伯洪暗暗琢磨，想研制一種驅獸器，制服野獸。他向黨委匯報了自己的想法。領導上很高興，讓他依靠群眾摸清野獸活動規(guī)律，早日造出驅獸器。
黃伯洪到處求師請教，了解野獸活動規(guī)律。獵手老昆叔把自己打獵的經驗，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他。他仔細聽著，記錄著，對野獸怕聲音這個特性，特別感興趣，他想，裝個音響驅獸器，用高音喇叭準能嚇走野獸。
果然，裝成的音響驅獸器很靈。守山的人見野獸一來，輕輕一按電鈕，高音喇叭一陣“嗚嗚”怪叫，把野獸嚇得亂竄。
雙搶來了，勞動力十分緊張，可驅獸器卻要一個好端端的勞動力陪著，黃伯洪自問：難道不能搞個自動控制的驅獸器？
自動報時器啟發(fā)了黃伯洪。這種自動報時器，也是他發(fā)明的。他是在鬧鐘里裝個定時裝置，然后聯在廣播上，到了規(guī)定時間，鬧鐘一響，全社的廣播喇叭就像報曉的公雞那樣叫起來，催促社員們參加雙搶。
黃伯洪設計了自控驅獸器的線路圖，又連續(xù)干了幾個晚班，終于試制成功了。事物總是在矛盾斗爭中發(fā)展的。自動控制的驅獸器，開始效果蠻好。時間一長，狡猾的野獸似乎懂得了高音喇叭的秘密，又肆無忌憚地在高音喇叭聲中，安然地糟踏著莊稼。
黃伯洪經過多次冒著生命危險的試驗，高頻脈沖驅獸器試制成功了。從此，野獸再也吃不到莊稼，只能嘗到電的滋味。秋收后，有個裝了驅獸器的生產隊，增產1?5萬斤紅薯，5000多斤玉米。
凝結著黃伯洪的心血和智慧的新產品，一件接著一件問世了。他的事跡報紙刊登了，電臺廣播了。然而，黃伯洪感到自己基礎理論不足，要取得更大的成績，就必須刻苦鉆研，不斷學習。他向知識的更深領域不斷探索著。
這年雙搶過后，鬧了蟲災，螟蟲成群飛舞。小黃想造一種用直流電，適合山區(qū)特點的黑光燈。他當時是公社電工函授班的兼職教師，與學員們一商量，便決心干了起來。不久，那種輕巧、省電、價廉的半導體冷陰極黑光燈，試制出來了。
不久，可控硅快速充電器也誕生了，解決了全公社的汽車和拖拉機的電瓶的充電問題，具有快速、省電的優(yōu)點，還有自動保險裝置。但是，頂著風雨試制成功的黑光燈，黃伯洪怎能忘懷呢？
1977年的雙搶即將來臨，黃伯洪為籌建生產黑光燈的小作坊奔波累病了。醫(yī)生叫他住院，他不肯。終于在雙搶前造出100臺黑光燈，及時支援了滅蟲保苗戰(zhàn)斗。黑光燈像一個個哨兵，屹立在田間，閃爍著警惕的眼睛，守衛(wèi)著公社的田野，搏擊著大自然的風風雨雨。
大凡致力于某項科研的人，往往是在一些細微、平常的現象中，發(fā)現問題，加以研究，取得成果的。黃伯洪就是從一棵爬在電線上“吃”電的絲瓜上，研究出作物的電效應的。
有一次，定坑大隊的廣播線出了故障，黃伯洪沿線一查，原來是棵爬在電線上的絲瓜，影響了線路暢通。他把絲瓜藤拿了下來，黃伯洪感到奇怪，他仔細瞧瞧絲瓜，呵，確實長得不錯?？墒沁吷夏菐卓门涝谥駰U上的絲瓜，長得就不如這幾棵。這種奇異的現象，引起了黃伯洪的注意，他琢磨不透。
黃伯洪翻書查資料，沒找到根據。他潛心思索，大膽猜想，可能是電對作物有某種刺激作用。
猜想到證實之間的橋梁是實踐。于是，黃伯洪在菜園里拉了幾根鐵絲，分成高壓、中壓、低壓和不用電4組，搞起了對比試驗。
炎熱的中午，他不顧汗如雨淋，拿著儀器測量電壓，觀察變化。寂靜的夜晚，他任憑蚊蟲叮咬，打著電筒記錄數據。
過了幾天，接在高壓上的那組菜，有點發(fā)黃了；低壓和不通電的幾乎沒有差別；只有中壓那組，好像有點爭氣，長了一點。正巧，這時黃伯洪有事去縣里。臨走，他委托幾個同志照料試驗地，還特地關照說：“有事打電話找我。”
黃伯洪到縣的第三天，告急電話來了：“高壓那組菜葉片要爛了，不行了。”
黃伯洪冒著大雨，連夜回到了公社。剛一到家，顧不得25公里夜路的疲勞，連身上濕的衣服也來不及換下，一頭扎進菜園里去了。
黃伯洪仔細考慮，認定電壓太高，會對作物有壓抑作用。于是把高壓那組降壓，其余不變。
半個月后，奇跡出現了。高壓那組菜變樣了，葉片轉青，新發(fā)出許多嫩芽，生機勃勃，低壓那組菜也向上竄了竄，綻開了許多花蕾。此刻，黃伯洪加快了步伐，他翻閱所有的記錄，查數據，尋找答案。他到菜園一次又一次用只測量菜的生長速度。電對作物有促進作用，黃伯洪深信不疑。
這一天，黃伯洪騎著自行車，去檢查自動廣播擴大站的線路。突然，一棵絲瓜緊緊地吸引了他。絲瓜藤牽攀在線路上，一根根絲瓜懸掛著，足足有1米多長，這比小黃試驗田里的還要好。
黃伯洪急忙下車，仔細觀察。他抬起頭來，沿著線路向前看去。呵！河對面還有一棵，也是長得這么好！黃伯洪一樂，來不及脫鞋挽褲腿，“嘩嘩”地淌過河去，專注地看著，思索著：這條線路是用交變電壓；那兩組菜，也是變壓后再好起來的。看來還是變壓在作怪！想到這里，黃伯洪撒腿往家里跑，連自行車都忘記在路邊。
此后，黃伯洪的試驗地里又多了一根鐵絲，用的是變壓。果然，蔬菜經過變壓的刺激，呼呼地直往上長．
這一年，小黃試驗的蔬菜，在同樣條件下，用電刺激的比不用電的增產1?2倍。作物電效應試驗成功了。隨即，黃伯洪把自己的發(fā)現，試驗的結果，連同數據寫成了報告，寄給了上級科研機關。上級科研機關給予小黃很高的評價。
后來，黃伯洪的事跡，多次上了報紙，并在電臺廣播過。他被選為江西省四屆政協(xié)委員、全省青少年學雷鋒標兵。武紹亮制風力發(fā)電機造福牧民
1980年4月10日上午，在呼和浩特市召開的內蒙古自治區(qū)風能協(xié)調會議上，來自全國的有關科研人員正在熱烈地討論風能利用問題。
國務院農機部門的一位負責同志說：“風能利用的首要條件是要有一個風能資源分布的詳細考察，這方面的考察我國一直沒有人搞。”
這時，一個身材頎長的青年站起來說：“我在這方面做了一些粗淺的調查，愿意拋磚引玉地談一談。”會場上引起了一陣騷動，數十雙眼睛一齊盯住了他。
這個青年頭頭是道地說：“全國風力分布劃為4個等級。內蒙古全年平均風速是每秒3?64米，約占全國風能量的30％，相當于747億×10萬馬力，換算成電能等于549億×10萬千瓦，也就是說等于目前全世界現有發(fā)電能力的幾百萬倍，可以說取之不盡……”
這個對風能資源很有研究的年輕人，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呼和浩特市下鄉(xiāng)知青，他叫武紹亮。
1970年初，一個嚴寒的深夜，在烏拉特中后聯合旗巴音公社插隊的武紹亮，正在一位牧民老大娘家?guī)椭由蚋?。蒙古包外狂風呼嘯，包里小煤油燈忽明忽暗。就在這天夜里，由于天黑看不見，兩只小羊羔生下來后沒有及時護理，凍死了。
清晨，武紹亮看著蒙古老媽媽痛惜羊羔的神情，思緒萬千。多么富饒的草原，多么勤勞的人民，可又是多么落后的生產方式呀！要是能用電來照明、剪羊毛、那該有多好！
可是，在這偏僻的大草原，電源從哪里來呢？水利發(fā)電不行，牧區(qū)氣候干旱，一年難得下兩次大雨，附近也沒有流量大的河流?；鹆Πl(fā)電也不行，社員們至今還在燒牛糞，沒有燃煤。架設輸電線路更不行，僅材料費就要100多萬元，只有37戶人家的生產隊怎能負擔得起。
有一天，武紹亮看到一個牧民老大娘用自制的小風車咕嚕嚕地捻線，一下啟發(fā)了他。是??！怎么沒想到風力發(fā)電呢！人們說草原上的風一年只刮一次，就是從正月刮到臘月，這是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自然能源啊！
武紹亮于是像著了魔似地找來有關風力發(fā)電的書籍。他翻開一看，傻眼了：電機、風輪、調速裝置……復雜的構造，深奧的公式，密密麻麻的外文字母，使他這個初中畢業(yè)生如看天書。怎么辦？“學！”讓草原上的人們用上電的愿望，深深地抓住了他的心。
白天放羊時，武紹亮隊在草地上學，下工后，就點著昏暗的油燈在自己的“土窩窩”里學。凡是能買到和訂到的有關書籍和雜志他都買都訂。光是內蒙古科技情報所的書，他就借過100多本，寫下了四、五十萬字的筆記。
在很短的時間內，武紹亮學完了高中數、理課程，以驚人的速度，基本上攻下了《風葉機翼理論》、《空氣動力學》、《流體力學》等專項技術理論關。
1971年初，武紹亮帶著幾個始終沒有弄懂的理論問題來到呼和浩特市，向內蒙古大學一位著名的物理學教授求教。武紹亮向老教授說：“教授，您知道草原上的人至今還在一桶桶地提水飲畜，他們還在用手一只只地剪羊毛……讓草原的人們用上電，是我們青年人有責任啊！”
老教授被武紹亮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感動了。從此，武紹亮成了老教授的常客。很快，第一張風力發(fā)電機的圖紙繪制出來了。
有了圖紙，武紹亮就準備動手研制，可是，必要的經費和物資在當時很難具備。難道前功盡棄？武紹亮內心似沸水般翻騰著，他在日記中寫道：
我愛草原的一草一木，愛這里勤勞的牧民，就連草原上的急風暴雨我也非常喜愛?？耧L固然有害，但可以把它利用起來發(fā)電、提水，為草原造福。
正是這種對草原深沉的愛，武紹亮毅然決定：自費搞科研。
武紹亮用自己積攢多年的1100百元錢買了風速儀、電機和工具。在制作中，錢不夠了，他把家里的縫紉機、手表賣掉；還是不夠，他又咬了咬牙，把父親送的手表也賣了。在冬天，他把僅有的皮襖也賣了。
武紹亮為了取得準確數據，不辭辛苦地在飛沙走石的曠野上測記下每天的風向、風力。一次，草原上刮起9級大風，武紹亮爬上房頂準時測記。當時的狂風險些把他掀了下來，他一手摟住煙筒，一手高擎風速計堅持作業(yè)。
在這年的正月初一，人們都穿上新衣。騎上駿馬，出去走親串戶。武紹亮卻在家里擺開了電機零件和工具，整整忙了一天。第一次風力發(fā)電試驗，由于計算錯誤失敗了，武紹亮急著翻資料、核對圖紙、反復琢磨，尋找失敗的原因。
一晃5年過去了。武紹亮在極其惡劣的環(huán)境下，求教了30多個單位，先后進行了上百次試驗。
1975年11月，他制造的適合草原使用的第一臺小型風力發(fā)電機成功了！蒙古包里的電燈亮了！
消息傳開，牧民們爭先恐后地騎馬來參觀、慶賀。一位老阿爸拉著武紹亮的手說：“孩子，你的心像金子一樣，你真把天上的星星摘下來啦！”
武紹亮原來搞的風力發(fā)電機雖然已經有了實用價值，但是，成本較高，又嫌笨重。不要緊，改革它！不久，小型、輕便的風力發(fā)電機出世了。這種發(fā)電機，只需一根6米桿，安上風輪和電機，用電線引到蓄電器上，一接通開關，燈就亮了。
在公社黨委支持下，武紹亮一連造出了24臺，分別安裝在一些邊境哨所和牧民定居點。為了便于維修和隨時掌握運轉情況，他經常推著自行車，馱著工具和材料，巡回察看、維修。
1979年6月29日，草原上罕見的風雪，使氣溫下降到零下32度。武紹亮頂著風雪騎著自行車巡回檢查風力發(fā)電機。他從上午蹬到下午，牧民王二明見他手和耳朵都凍腫了，說什么也不讓他繼續(xù)再走了。但是，武紹亮為了讓更多的人點上電燈，不顧凍傷疼痛，又堅持在風雪中蹬車走了20多公里，一直到21時才到達邊境哨所，一下車又繼續(xù)忙碌起來。
1979年，武紹亮研究的風能發(fā)電已列入自治區(qū)重點科研項目，并得到自治區(qū)領導的支持。為了使草原上能夠自動汲水和搞綜合加工，他又設計出了大型風力發(fā)電機的圖紙。
不斷進取的人，是永不滿足的。武紹亮開始了向風能利用的空白，風力資源的分布考察進軍。
1979年12月，武紹亮辭別妻兒，冒著塞外高原的嚴寒，背著風速儀和借來的照像機，獨自做5個月的野外風能資源考察。一天又一天，餓了，到村里要點吃的，渴了，飲山間的冷泉水。從烏拉特草原到白云鄂博，從大青山到河套平原，山口、溝底、平川、河谷都印下他的足跡。
冬去春來，武紹亮寫出了一份《內蒙古風能資源分布情況考察報告》。他在報告中提出了許多和以前資料所載不同的新數據。這是我國第一份大面積的野外風能資源考察報告。
同時，武紹亮向全國200多個氣象臺、站發(fā)信，索取了大量資料。他又到北京中央氣象局，查閱了建國30年來的全部氣象記錄。氣象局的工作人員敬佩地對武紹亮說：“小伙子，你硬是讓我們把全部資料都給你運來了，真沒見過像你這樣下功夫查資料的人。”
武紹亮用堅強的毅力闖過了道道難關，寫出了《風能及其分布》的學術論文。這篇論文和他制造的風力發(fā)電機，都獲得內蒙古自治區(qū)青少年科技作品特等獎，并被選送到首都展覽。后來，武紹亮光榮地被命名為全國新長征突擊手和內蒙古自治區(qū)先進知識青年標兵。
16個寒暑更易，武紹亮駕馭長風，為民興利，就像他制造的風力機一樣，風越大，轉速越高，發(fā)出的能量也越多。他的出色貢獻，顯示出了一個新時期的青年對祖國四化建設的崇高責任感，凝聚了武紹亮對草原人民一腔赤熱的心血。李正義辦電站成為真正土專家
1968年，李正義高中畢業(yè)了。他與6個同學一道，來到貴州省黃平縣松洞公社羊尾沖生產隊插隊落戶。
在當地黨組織和社員的培養(yǎng)教育下，他把改造山區(qū)的落后面貌看成自己應盡的職責，努力為四化建設作貢獻。他愛學習，肯鉆研，學一門會一門，成了辦電的“土專家”，技術姻熟的農機修理工。
身為知識青年，能為農民做點什么有益的事？小李經常思考著這個問題。
羊尾沖大隊過去照明用煤油燈。在昏暗的煤油燈下，女社員低頭做針線，學生趴在小桌上做功課，眼睛非常吃力。社員碾米要挑著稻谷到遠處去找碾房，耽誤了不少時間。
要是能建個電站，既照明，又碾米該多好?。⌒±畹南敕ǖ玫搅舜箨牭闹С?。1969年，大隊把辦電站的任務交給了李正義。
李正義在學校讀書時，數學、物理成績優(yōu)良，懂得一點電的基本知識。對建設一個小電站談何容易。
李正義分析了羊尾沖水源不豐富，不能搞水力發(fā)電，只能搞柴油機發(fā)電。
當時，發(fā)電機貨源奇缺，無法買到，怎么辦？他聽說用電動機加電容器可當發(fā)電機用。于是，他到書店買了幾本電工書籍，反復研究了幾個通宵，初步弄懂了電動機加上電容器可作發(fā)電機使用的原理和方法。
但這只是理論知識，還必須通過實踐來檢驗。李正義就和另一個社員一起從舊州中學借來一個小電動機，又用自己的錢買了所需的電容器，然后按照書上介紹的方法連接好電路。
頭幾次試驗，由于怕燒壞機件，不敢升高轉速，電沒有發(fā)出來。后來他們總結了經驗，把油門加大，轉速調高。轉眼間，指示燈亮了，電壓表也指示了電壓，任何機件未被燒壞，而電卻發(fā)了出來。
試驗成功了！李正義心里真有說不出的高興。
高興之余，李正義頭腦很快冷靜下來，接著思考另一個問題：這次試驗的電動機是小型的，小的能發(fā)出電，大的能不能呢？
帶著這個問題，李正義他倆又到縣機械廠求援，用大電動機和電容器進行試驗，同樣獲得了成功。李正義心里樂開了花，心想：建成小電站是大有希望了。他倆立即赴縣城購買建電站所需的機件。
當時隊里因資金缺乏，李正義主動將他父母親寄來的100多元錢，借給隊里用于購買電機材料。買回柴油機、電動機、電容器等設備材料后，立即按照預先畫好的安裝設計圖動手安裝。
經過幾個晝夜的奮戰(zhàn)，終于發(fā)出了電。這里的苗鄉(xiāng)山寨第一次亮起了電燈。有了電，白天，帶動打米機打米。晚上，學生圍著明亮的電燈做作業(yè)，婦女們在亮閃閃的的電燈下飛針走線。
社員群眾笑瞇瞇地說：“像小李這樣的知識青年到農村來，我們是一百個歡迎！”
用電動機加電容器發(fā)電，離不開柴油機，成本較高，能不能搞造價較低的電站呢？試試看！松洞公社有不少的生產隊水源較豐富，有不少水碾。水碾能碾米，可不可以用來發(fā)電呢？李正義決心改造這千百年來的古老水碾，讓它發(fā)電來為生產和生活服務。
他找來有關水力發(fā)電的資料，如饑似渴地學習，并著手進行改裝工作。
經過多次試驗，不斷總結，不斷改進，終于獲得了成功。古老的水碾立新功，受到山寨群眾的熱烈歡迎。
李正義辦電站的經驗越來越豐富，電站也越辦越多。先是本公社各大隊請他去辦電站，后來附近公社的生產隊也請他去辦電站。進而，連鄰縣附近的生產隊都來請他去辦電站。
從1969年到1973年4年的時間里，李正義共安裝小電站31個，安裝打米機、柴油機20多臺。
由于辦起電站引入各種農業(yè)機械，節(jié)約的勞動日就有2萬多個，并且減輕了社員的勞動強度。
如黃金大隊安裝了柴油機、發(fā)電機和打米機后，除每戶社員點上電燈外，打米不必再挑到10公里遠的溫水塘加工了，只這一項，就可節(jié)約勞動日1000多個。
李正義辦電站遠近聞名了，當地的群眾和干部稱他為辦電“土專家”。
其實，他不僅是個辦電站的“土專家”，而且還是個安裝和修理農業(yè)機械、搞水利建設的多面手。諸如柴油機、打米機、電動機、發(fā)電機之類，哪樣壞了，他去摸摸、看看、聽聽，很快就能找出毛病，修好機器?？h農機校還聘請他當老師。
1972年，黃平縣在舊州辦了個農機學校，設有機電班和拖拉機駕訓班。當時李正義也在該校拖拉機駕訓班學駕駛。農機校領導知道他是個辦電“土專家”，又是個修理農機的“良醫(yī)”，于是就聘請他當機電班的輔導老師。
這樣一來，李正義可忙開了，他既當學員又當教員。晚上，他翻閱資料，精心備課，刻寫講義；白天，他時而全神貫注地學習拖拉機駕駛，時而一絲不茍地給機電班學員講課。
在講課中，他注意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帶領學員到他所建的電站去參觀和實習，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經驗和體會介紹給學員，使學員學到的知識扎扎實實。
半年后，學員們結束了農機校的學習，成了具有一定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的農機技術骨干，李正義也成了一名合格的拖拉機駕駛員。
1973年10月，松洞公社決定要李正義擔任公社水利輔導員。
搞水利，免不了要登山越嶺，爬巖穿谷，辛苦勞累且不提，單說責任就很重大，萬一哪里勘測設計有誤，造成塌方毀庫，那可不是鬧著玩的。李正義深知這副擔子的份量，下決心把它做好。
他背著測量儀器，越嶺翻山，跋溪涉溝，普查全公社的水利情況。白天，李正義測量、記錄、畫圖。晚上，走村串寨訪問老人，或看書鉆研資料，對照實際進行分析、研究、審圖。
李正義經常熬更守夜，有時為了弄懂一個問題通宵不睡。李正義在實踐中就這樣邊學邊干，邊干邊學，學會了水利輔導員所應掌握的知識和本領，完成了全公社的水利普查任務，為規(guī)劃全公社水利工程的近景和遠景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李正義深知時間的寶貴，因此，他不畏艱苦，想方設法克服困難，抓緊在濃霧偶然散開的短暫機會進行測量。由于工作抓得緊，使引渠工程終于在預定的第二年春耕前勝利完成。
30畝望天田變成了“三保田”，并使一部分旱地變成了水田，秋季獲得大豐收。
在松洞公社，類似這種當年施工、當年受益的水渠比比皆是：大坪生產隊的渠道，老郭田生產隊的小河溝引水渠，羊尾沖的水渠和山塘……都是李正義測量的，全公社1973年10月以后修建的山塘、水渠、小水庫、便公路等，也是他測量的。
在水利建設上，李正義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尖兵。胡根恒把心思撲在農機事業(yè)上
1968年，初中畢業(yè)的胡根恒，懷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遠大理想，從沈陽市到老家北胡公社安家落戶。
胡根恒出生在工人家庭，從小就愛好鉆研機械技術，下鄉(xiāng)時帶了一箱子工具和技術書籍，一心想為家鄉(xiāng)的建設和群眾做些好事。隊里的柴油機出了故障，噴霧器漏水了，他自告奮勇修理好了；誰家的自行車、縫紉機有了毛病，他總是熱情、細致地維修，直到主人滿意為止。群眾都稱贊他是個肯鉆手巧的好青年。
1970年，北胡公社建立了農機修造站，胡根恒被群眾推選到修造站工作。
胡根恒深深懂得修造站對農機化事業(yè)發(fā)展的重要意義，更懂得搞好農機修配需要文化科學知識和技術。他從到修造站的頭一天起，就把心撲在了農機化的事業(yè)上。他把下鄉(xiāng)時帶來的一箱子修配工具和技術書籍，全部捐給了修造站。
站上修配活路很多，胡根恒不懂就問，不會就向老師傅學，還利用業(yè)余時間堅持自修。農機具的維修，直接關系到農業(yè)生產，往往一件農機具得不到及時維修，就貽誤了農時，影響了產量。在日常工作中，胡根恒盡量做到上門的小活及時修，不能上門的大活到現場修。
一個冬天的早晨，天下著大雪，公社鉆井隊在5公里以外的東張大隊打井，突然泥漿泵出了故障，如不及時排除，這眼即將打成的機井就要報廢。剛剛上完夜班的胡根恒聽說后，背起工具袋趕到現場進行搶修，從早晨一直干到下午，終于把泵修好了。
當他看到修好的機器隆隆運轉起來，就忘了饑餓、疲勞和寒冷，渾身感到格外輕松，心里有說不出的愉快。
1974年春，胡根恒當了農機修造站站長。他更加嚴格要求自己，處處以身作則，苦活重活搶在前，加班加點找活干。他沒歇過星期天和假日，就連春節(jié)也多是留在站上值班，讓同志們多休息。
胡根恒患有關節(jié)炎、坐骨神經痛等疾病，但是，他從未因病耽誤過工作，曾多次把醫(yī)生開的病假條藏在衣兜里，照樣堅持上班、加班，有時還忍受疾病的折磨，到生產隊維修農機具。
站上的工人說：“胡根恒跟俺一樣頂班，一樣有定額，但他比俺操心多，加班多，是俺們的好帶頭人。”
有志的青年，都有理想和抱負。胡根恒也是一樣，但他更可貴的是能把理想和黨的事業(yè)統(tǒng)一起來。1975年初，冶金部駐邢臺一個單位到南宮縣招工，公社黨委和群眾一致推薦胡根恒去。
胡根恒很感激黨和群眾對自己的關懷，但是，農村的現實卻使他想到：家鄉(xiāng)的生產水平不高，農機化剛剛起步，過去沒機器想機器，現在有了機器愁修理，改變這種落后狀況是多么需要有知識的青年啊！想到這里，胡根恒深深感到自己肩上擔子的份量。
于是，胡根恒向公社黨委堅定地表示：“農機化發(fā)展需要修造站，修造站也需要我。我不走了，為家鄉(xiāng)農機化發(fā)展貢獻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就這樣，胡根恒先后放棄6次招工、上大學的機會，堅定地戰(zhàn)斗在農機修造站。
初建的修造站，只有5間上房，6名職工，全部設備是一盤烘爐和幾把錘鉗等簡單的維修工具。隨著社隊農業(yè)機械的發(fā)展，維修任務不斷增大，站上雖然添置了老式皮帶機床和電焊機等設備，但大部分工序仍是手工操作，工效很低，維修任務忙不過來。
在當時，有人主張能干多少活收多少，干不了的往外推?？墒牵悴贿@樣想。他分析了各個工序，認為維修進度慢的主要原因，是手工鍛打工效太低，直接影響其他工序的加工。
這時，胡根恒想起父親所在廠里用機械鍛打部件的情景，心想：要有臺鍛壓設備多好啊！可又一想，買一臺空氣錘要花7000多元，修造站家底薄，買不起呀！經過幾天的琢磨，他想能不能自制一臺彈簧錘呢？
胡根恒的想法得到工人和公社黨委的支持。他們查閱資料，到外地參觀學習，自力更生搞制造。錘身需兩塊大鋼板，就把13塊小鋼板焊在一起代替；靠偏心輪傳動制造難度大，成本高，改用了廢柴油機上的曲軸；沒有彈簧，從邢臺市廢舊物資回收公司找來了廢彈簧板；鏜錘眼時，車床加工困難，就用螞蟻啃骨頭的方法，一點一點地啃。
經半個多月的努力，只花300元錢就搞成了彈簧錘，提高工效8倍多，改變了農機具維修難題。
制造彈簧錘的成功，使胡根恒嘗到了甜頭，開闊了思想，增強了辦好修造站、為農機化服務的信心。1974年夏天，正當抗旱的關鍵時刻，北胡公社10多臺柴油機“趴了窩”，每天影響澆地300多畝。
胡根恒心里十分焦急，他通機進行了檢查，發(fā)現多數是柴油機調速器的推桿出了毛病?？墒牵@種配件很缺，站上現有設備修不了。要加工推桿，必須制造一臺較精密的小車床，這是解決柴油機維修的當務之急。
胡根恒迎難而上，和老工人一起研究、搞設計方案、查閱技術資料，還多次去縣城工廠請教，先后繪制200多張圖紙，攻克一道道技術難關，小車床試制成功了。投產后生產推桿1?5萬多根，不僅滿足了維修的需要，還支援本縣30多個公社和20多個兄弟縣的急需。
多年來，胡根恒和全站職工發(fā)揚艱苦奮斗精神，先后自制車床、銑床、鉆床等設備26臺，裝備了修造站，大大提高了修配能力。拖拉機中修和部分大修、小拖配套以及柴油機、電動機等農業(yè)機械的維修、保養(yǎng)，修造站都能完成。每當工人談起修造站發(fā)展這樣快的時候，都說：“這得給站長胡根恒記頭功。”
1975年秋天，因為天旱，夏播莊稼成熟晚，小麥播種期縮短了。如果不能按時播種，第二年小麥收成就要受到影響。為了搶時間趕季節(jié)，社員急需一種工效高的小型機引播種機。修造站義不容辭地承擔了這項任務。
胡根恒多次召開會議，集思廣益，和工人一起研究，查閱資料。他深入附近10幾個大隊和縣城工廠，向20多位老農和工人師傅請教。他們綜合3種大型播種機的優(yōu)良性能，確定了制造方案。在加工部件時，他們堅持就地取材，用站里舊三角鐵做播種機架，用廢油桶鐵皮做下種腳管，傳動裝置利用舊的自行車鏈、輪代替齒輪。
經過10多天緊張加工，終于在小麥播種前試制出了第一臺牽引的棉麥兩用播種機。經與普通接播種對比，它具有株距均勻、密度合理、節(jié)省種子等優(yōu)點，工效提高六七倍。這種播種機的制成，為小麥播種搶了季節(jié)。
胡根恒十分注重對原有農機具的革新和改造，挖掘潛力，充分發(fā)揮其在生產中的作用。站上有一臺拖拉機已經批準報廢了。這臺車原型號噴油頭已不再生產，改用通用噴油頭后，經常燒壞噴針，在大忙季節(jié)經常停機。
胡根恒為了使這臺廢車不廢，他把噴油頭拆下來進行分析，發(fā)現燒針是由于噴孔小，溫度高，噴針間隙沒法調整造成的。胡根恒就改制了一個在體外可以調整的噴針，又對10多個部件進行了革新、改造，使這臺車得到新生，而且一直運轉正常。
胡根恒以這種不斷前進、勇于創(chuàng)新的精神，多年來和工人一起，根據農業(yè)生產的急需，共革新和制造機引播種機、開溝犁、爬坡機以及密植摟、移苗器、擺播舞、手搖油泵、膠輪大車汽門芯等1萬多臺、件，提高了農機效率，促進了生產的發(fā)展。
在辦好農機修造站過程中，胡根恒深深感到一個人、一個修造站力量是有限的，只有不斷提高各大隊農機手操作技術和維修水平，才能適應農機化事業(yè)發(fā)展需要。
后來，胡根恒根據公社的統(tǒng)一安排，每年利用農閑季節(jié)，集中各大隊農機手到修造站，進行二至三期短期培訓，除傳授農業(yè)機械操作技術和維修、保養(yǎng)知識外，還對經常發(fā)生的故障排除方法進行指導。
幾年來，他們先后培訓農機手700多人次，一般都達到了“三懂”和“四會”即懂機械原理、懂操作規(guī)程、懂農業(yè)知識，會正確操作、會農田操作、會維修保養(yǎng)、會排除故障，使全社農機操作和維修技術環(huán)斷提高。
胡根恒還根據季節(jié)和農機使用狀況，帶領職工深入大隊巡回修理。同時，向群眾和農機手傳授各種農機具的操作規(guī)程、維修和保養(yǎng)常識，做好技術培訓工作。他們還幫助各大隊建立和擴建農機維修組，多年來支援各隊常用的維修小工具10多種500多件，使全社達到一般的農機具小修不出生產隊。
1979年，胡根恒被團省委命名為“新長征突擊手”。
20世紀80年代初，胡根恒帶領全站職工制訂了一個5年發(fā)展規(guī)劃，決心進一步辦好農機修造站，為實現農業(yè)現代化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
本書主要參考資料
《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大事記》顧洪章主編人民日報出版社
《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始末》顧洪章主編人民日報出版社
《知青心中的周恩來》侯雋著人民日報出版社
《風云七十年》郭德宏主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共和國開國歲月》張國星何明著中共黨史出版社
《華夏金秋》柏福臨主編吉林大學出版社
《中國革命史叢書》于薇編寫新華出版社
《中南海三代領導集體與共和國科教實錄》張湛彬主編中國經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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