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在湖北第一次黨員代表會議上作《剿匪反霸是當前的中心任務》的報告，對剿匪作重要的指示和部署。
●根據土匪活動呈現出的新情況，王樹聲立即召開會議進行商討，提出剿匪行動的方法與對策。
●連指導員嚴肅地對梁老四說：“你過去欺壓百姓，現在又隱藏槍支勾結土匪，你知罪嗎？”
● 肅清土匪勢力湖北聯(lián)合清剿土匪
1949年5月16日，武漢獲得了解放。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任命李先念為湖北省委書記、省政府主席、省軍區(qū)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李先念同志主要任務是管理政府的日常工作。
1949年8月，李先念在湖北第一次黨員代表會議上，作了《剿匪反霸是當前的中心任務》的報告，對剿匪作了重要的指示和部署。
1950年5月2日，中南軍區(qū)奉中央軍委4月29日下發(fā)命令，45歲的王樹聲被任命為湖北軍區(qū)司令員，負責軍區(qū)的工作。
鄂西戰(zhàn)役之后，湖北就獲得了解放，人民群眾奔走相告，舉行各種慶祝活動，緊接著，湖北成立了新政府，人民解放軍也開始接管城市，建立軍事分區(qū)。
王樹聲和李先念兩位同志，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革命道路上攜起手來了。
王樹聲同志原名王宏信，湖北麻城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與創(chuàng)建了麻城縣第一支農民武裝，1927年參與領導麻城暴動和黃麻起義。1928年后歷任中國工農紅軍團長、副師長兼團長、師長、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兼第三十一軍軍長、西路軍副總指揮兼第九軍軍長等職。他英勇善戰(zhàn)，戰(zhàn)功顯赫，為創(chuàng)建鄂豫皖、川陜革命根據地和紅四方面軍建立了不朽的功勛。
剛剛獲得解放的湖北省，湖北軍區(qū)有很多任務亟待解決，當時匪亂猖獗、百業(yè)待興，地方又要建立基層組織，還要進行土地改革……
當時，雖然王樹聲的擔子很重，但他的激情卻很高。那時他的妻子正在難產，可王樹聲卻義無反顧地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工作上，因為他知道自己肩負著重要的使命。
在1949年，王樹聲從大別山剿匪前線回到湖北武昌后，就在做好其他工作的同時，開展了轟轟烈烈地剿匪行動。
中央對湖北軍區(qū)提出了明確地要求，要他們務必在短時間內清除匪患，維護社會的安定團結，使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得到保障。
到了1950年4月份的時候，除鄂西匪亂猖獗外，其他地區(qū)的土匪基本上被剿滅，另有少數頑匪在省、縣、區(qū)交界的偏僻地帶活動。
由于鄂西處于湖北的邊緣地帶，是四省交界處，所以人員流動頻繁，社會關系比較復雜。而且鄂西境內多山，地形復雜，其他省份的土匪常常會流竄到這里作案，弄得當地老百姓憂慮萬分。
當時，鄂西的土匪主要有以下幾股：
盤踞在竹溪、?？档貐^(qū)的股匪主要有“川陜鄂游擊縱隊”柯愈珊部、新編湖北保安第十七旅溫而理部；興山、房縣、巴東邊緣地區(qū)有股匪湖北保安第十八旅夏俊卿部、“川鄂人民自衛(wèi)軍”宋大香部以及興山匪首張華堂部；龍山、來鳳、酉陽地區(qū)有“川湘人民反共救國軍”瞿波平部。
為了把湖北的土匪勢力清剿干凈，1950年5月份，王樹聲與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商量后決定，在前期清剿的基礎上開始聯(lián)合清剿行動，主要目標是鄂西的土匪，其他地區(qū)的任務是清剿殘匪。
在湖北軍區(qū)的統(tǒng)一指揮下，一場剿匪行動馬上就要開始了。戰(zhàn)士們摩拳擦掌，下決心一定為湖北老百姓除掉這些無惡不作的家伙。湖北打響剿匪戰(zhàn)役
1950年5月初，位于鄂西北九道梁地區(qū)的獨立第一師第三團，在四川巫山友鄰部隊的協(xié)助下，在湖北的邊緣地帶進行剿匪，把竄于川鄂邊境的“川鄂人民自衛(wèi)軍”擊潰，然后，又迫使土匪總司令宋大香、參謀長吳順旺、縱隊司令宋彩凡、李殿成等投降，并解除了他們的武裝。
根據湖北軍區(qū)和王樹聲的指示，鄂西北地區(qū)的剿匪部隊又先后向巫溪、興山、巴東等地追捕土匪，迫使土匪“江北游擊隊”司令譚英甫、大隊長賈澈貴投降。
鄂西北地區(qū)的剿匪部隊還組織飛行小組，先后從四川、陜西等地捕回湖北保安第十八旅旅長夏俊卿、政治主任宋秉彝、團長何正元等多名重要匪首。
到6月份的時候，鄂西北一帶的主要匪首大部分被捕獲。
為了清剿邊緣地區(qū)的土匪，湖北恩施軍分區(qū)把6、7月定為“剿匪突擊月”，先后在鶴峰、來鳳、利川、宣恩、咸豐等縣邊緣地區(qū)組成9個指揮部（所），以全部兵力投入剿匪行動。
為了加強鄂西南地區(qū)的剿匪斗爭，軍區(qū)將獨立第一師第一團調至恩施軍分區(qū)，與獨立第八團組成南線剿匪部隊，清剿對象是“川湘人民反共救國軍”瞿波平部。
首先，第八十二團在龍山招頭寨摧毀了瞿波平的指揮部，殲滅匪第四支隊第一大隊隊長彭鎮(zhèn)南以下70余人，然后又用一部兵力封鎖重要路口，防止土匪聚集，用一部兵力反復清剿控制區(qū)的土匪，先后將匪第九縱隊副司令覃介民和支隊長張曉南捕獲，擊斃匪大隊長姚紹茂，沉重打擊了鄂西的土匪勢力。
在同一時刻，八十二團又把利川、石硅（屬四川）交界地區(qū)的土匪基本肅清。
土匪“鄂西南游擊先遣第三支隊”支隊長在解放軍打擊下，率部20余人投降。
恩施軍分區(qū)在兩個月的時間里，共進行大小戰(zhàn)斗38次，殲匪2224人，繳獲各種輕重機槍10挺，長短槍800余枝，取得了階段性地勝利。
與此同時，沔陽軍分區(qū)組成了3個聯(lián)防會剿指揮部，在附近省份軍區(qū)的協(xié)助下，捕獲邊境土匪130多人。大冶、黃岡、荊州、孝感等軍分區(qū)也先后組織邊緣會剿指揮部，共剿滅土匪800多人。
在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大量國民黨特務潛入內地，這些特務和土匪狼狽為奸，暗地里組織力量和解放軍對抗，他們建立“地下軍”，大肆進行破壞活動。在這種情況，湖北境內的土匪再次活躍起來。
恩施軍分區(qū)雖然嚴重打擊了土匪勢力，但由于鄂西與川、湘兩省相接壤，多山區(qū)，很難徹底清剿，所以土匪勢力在小股范圍內依然很猖獗。
在大別山的匪首周醒民曾被蔣介石任命為“華中剿匪”總司令，現在他又先后搜集散匪組織了上百人的土匪勢力。當地的“經門道”、“同善社”等反動會道門，也受到了國民黨特務的迷惑、慫恿、拉攏和操縱，會員瞬間發(fā)展到兩萬人。
這些土匪主要活躍在邊境地帶、偏僻山區(qū)和區(qū)鄉(xiāng)薄弱的區(qū)域，他們聚眾鬧事，嚴重影響了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破壞了良好的社會秩序。
除鄂西邊緣地帶匪亂比較猖獗外，其他地區(qū)的土匪多為小股襲擾，他們喜好夜間行動，人員又非常分散，用欺騙利誘和殺害等手段控制群眾，有的還挑撥人民群眾和解放軍以及新政府的關系。
在解放軍對他們進行圍剿的時候，這些土匪便化裝成普通老百姓混跡在村野里。
土匪實行“人槍分家”，讓解放軍很難分辨。在清剿力度放松時，潛伏的土匪又持槍進行騷亂活動，有的跑到外省長期躲避，到那里積蓄力量，并尋找機會繼續(xù)和解放軍對抗。
土匪勢力還組織反動會道門，發(fā)布謠言，蠱惑群眾，甚至操縱并利用群眾，向新生的人民政權挑釁，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安定。
另外，封建地主土匪武裝也逐漸特務化，極具破壞性和危害性。
根據剿匪形勢的新變化，王樹聲要求剿匪部隊實行工作隊化，組織發(fā)動群眾，進行清匪，不要給土匪任何喘氣的機會，見到一股，就打掉一股。
7月7日，湖北軍區(qū)就剿匪行動做出如下部署：
恩施全部、宜昌西部、鄖陽南部加強重點進剿和駐剿，兩者結合進行，剿匪部隊與工作隊有機配合，求得基本消滅股匪，部分地區(qū)肅清散匪，克服單純的“保境安民”觀點，積極主動地消滅外省侵擾之匪。
在一般邊緣區(qū)結合部，應加強工作隊化，進一步發(fā)動群眾，運用群眾力量配合地方公安部門，在群眾中廣泛建立情報網、諜報組，做好打入匪特內部工作，加強飛行小組與工作隊聯(lián)系，提高飛行小組的機動靈活性，以便及時了解情況，予以捕捉和消滅，達到肅清散匪、殘匪、捉盡匪首的目的。
中心區(qū)主要是結合公安武裝，組織群眾民兵，周密地調查潛伏匪特，捉盡大小匪首，收盡匪槍，鞏固群眾優(yōu)勢。
部署命令下達之后，剿匪部隊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剿匪行動。
7月，恩施軍分區(qū)部隊雖給匪以嚴重打擊，但由于該區(qū)與川、湘兩省毗連，地形復雜，邊緣區(qū)會剿尚未組成，以致股匪仍能騎墻跳躍，乘隙流竄。
8月，該軍分區(qū)調整了剿匪部署，并開展了“剿匪榮譽競賽月”，確定以殲滅南線股匪為主，重新組織了巴東、建始、恩施指揮部和宜恩、鶴峰、龍山指揮部，以一部分兵力工作隊化，組織內線清剿；以一部分兵力由點到面，內外結合，對土匪的展開全面的圍剿行動。
本月中旬，剿匪部隊在王卯屋基地區(qū)，剿滅了瞿波平匪部第六縱隊第二支隊張讓生以下70多人。
9月份的時候，剿匪部隊又在龍山西南的安撫司、小坳地區(qū)反復搜剿土匪。解放軍結合寬大政策展開行動，先后爭取匪支隊長向成先以下300余人投降。
到這里，湖北全省共剿匪8600多人，除鄂西南地區(qū)尚有“川湘鄂人民反共救國軍”瞿波平、陳士等主要股匪4000多人外，湖北境內的土匪基本被消滅。
在剿匪部隊的嚴厲打擊下下，各股土匪紛紛逃竄、隱蔽。
剿匪部隊總結出土匪活動的新的變化：
一是土匪派人打入解放軍、農會、村政權、民兵等組織內部，長期埋伏，替土匪密送情報，取得聯(lián)系，等待時機，里應外合，拖槍逃跑，或煽動暴亂與組織叛亂；有的以金錢、美女收買革命隊伍的腐化墮落分子，為其利用；有的利用解放軍的軍人家屬，要夫索子或造謠生事，動搖軍心。
二是基本上依靠邊緣區(qū)、偏僻區(qū)和人民政權工作薄弱的地方，此剿彼竄，騎墻跳躍，隱蔽活動，保存力量，發(fā)展勢力。
三是采用精干武裝，進行小型的、分散的、隱蔽的活動，采取“三組三人三地方”（分成情報收集、實施行動、轉移三個組，每組三個人，分頭活動）的活動方式，即使被發(fā)覺，也不易一網打盡。
四是控制人民群眾，威脅與暗殺群眾積極分子、愛國人士和基層干部。
五是利用封建迷信組織反動會道門，散布謠言，蠱惑群眾，制造暴亂。
六是搶劫物資，破壞交通。
根據土匪活動呈現出的新情況，王樹聲立即召開會議進行商討，提出了剿匪行動的方法與對策。
對策如下：
進一步深入工作隊化，發(fā)動群眾，組織民兵，軍區(qū)基干武裝與公安武裝、民兵武裝三者密切結合。
統(tǒng)一領導，整頓內部。
展開以隱蔽對隱蔽的斗爭，加強政治攻勢。
在每一個中心工作運動中，貫徹消滅少數股匪進入到肅清散匪與抉剔潛藏匪特的任務，以此實現以高級的軍事戰(zhàn)、政治戰(zhàn)與群眾戰(zhàn)，結合更高級捕捉破案的技術斗爭的方針，從根本上肅清匪特及其再起的社會根源。
雖然敵人很狡猾，但解放軍下定決心一定要和土匪斗爭到底，不清剿干凈，決不收兵。
剿匪行動依然在激烈地進行中。消滅川鄂股匪
1949年12月18日，恩施軍分區(qū)獨八團八連在三營王副營長率領下，奉命從利川小河出發(fā)，在小沙溪與利川縣大隊會合后，立即向劉莊如等土匪聚集的活龍坪奔襲。
匪首劉莊如是國民黨的老牌特務，在軍統(tǒng)干了10多年，當時任“國防部”保密局鄂西行動組組長，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
鄂西解放以后，劉莊如與國民黨咸豐縣長石宗林勾結起來，搜羅了200多名匪徒，打出“鄂西人民反共救國軍”的旗號，由劉莊如任“總司令”。他們在咸豐、利川一帶委任“官吏”，征糧收稅，甚至圍攻區(qū)鄉(xiāng)人民政府，劫殺區(qū)鄉(xiāng)小分隊和民兵，妄想在川鄂交界地區(qū)建立“青白區(qū)”。
“青白區(qū)”就是懸掛國民黨政府“青天白日旗”的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
鄂西地區(qū)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和落后的經濟文化條件，使得這里早已成為強人草寇的嘯聚繁衍之地。劉莊如股匪最為猖獗。
因此，恩施軍分區(qū)決定，立即消滅他們！
可是，就在王副營長率隊到活龍坪時，土匪已經跑了。一打聽，有的說已經逃到來鳳，又有說逃到黑洞。這時，有群眾反映說，原國民黨鄉(xiāng)長梁老四與劉莊如他們曾有勾結。
于是，八連馬上對梁老四家進行搜查，結果搜出10多支槍。
梁老四自知問題嚴重，低著頭不敢吭聲。
連指導員嚴肅地對梁老四說：“你過去欺壓百姓，現在又隱藏槍支勾結土匪，你知罪嗎？”
“我有罪，我有罪，求大軍寬大。”梁老四嚇得不住地點頭。
“我們的政策是‘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只要你老老實實，協(xié)助我們剿匪，立功贖罪，當然可以寬大。但是，如果你要?；^……”
還沒等指導員講完，梁老四趕緊表態(tài)：“我一定立功贖罪，協(xié)助大軍。”
“好，我問你：劉莊如究竟逃到那里去了？”
“這個……這個……”
“晤？”指導員冷眼瞪著他：“不想說是吧？”
“不，不。我說，劉莊如他已經逃到二仙巖去了。”
這時，部隊從群眾口中也了解到，昨天還有土匪在去二仙巖路上的水壩宿營。
指戰(zhàn)員們抓緊時間召開群眾大會，張貼標語，進行一番剿匪宣傳后，又匆匆趕路。
19日早晨，部隊到達水壩。
街上亂紛紛的，群眾講：土匪昨晚在這里搶劫后，分兩股跑了，一股由石宗林帶10多人隱藏在附近；劉莊如帶著200多人已經上了二仙巖。
王副營長迅速布置，部隊繼續(xù)追趕劉莊如。
他們翻越5公里的猴子灰高山，又急行軍40多公里，黃昏時趕到了二仙巖附近。
這里是老蘇區(qū)，老鄉(xiāng)們見到久別的親人，紛紛問長問短。
有群眾報告情況說：“剛才有40多個背著短槍的土匪，往巖下張家街去了。”
根據這個情況，王副營長當即決定三連打張家街，八連從側面迂回到巖上，并抽出1個排從巖上朝下堵?lián)?，不讓一個土匪跑掉。
二仙巖聳立在萬山叢中，縱橫30多公里，只有10戶人家。從山下通往山頂只有一條壁陡的山路，其中一段還要爬20來米高的梯子，地形極為險要。
八連勇士們從出發(fā)算起已經趕了70多公里路，很多戰(zhàn)士鞋走破了，打著赤腳?，F在，他們踏著沒腳背的積雪，穿過深深的茅草，又一口氣爬上坡長10多里的高山，悄悄摸進匪徒們住的郭家灣。
“不許動！繳槍不殺！”
匪徒們做夢也沒有想到解放軍從天而降，慌忙丟下從老百姓家里搶來的衣服、被子，往茅草中亂竄，結果還是逃不脫被俘的命運，當場有31個匪徒被捉。
這時，巖下也打了勝仗，并俘獲了股匪總司令劉莊如?？墒呛髞恚苹膭⑶f如乘隙逃脫。
部隊趁熱打鐵，馬上派人送信給石宗林，命令他趕快投降。
石宗林見無路可逃，沒兩天就乖乖地舉起了雙手。
此仗共消滅匪徒200多人，繳獲輕機槍、步槍、短槍共計120多支，鼓舞了鄂西剿匪部隊的士氣，給鄂西頑匪們以沉重地打擊。降服?？捣耸?/p>
1949年10月中旬，襄陽軍分區(qū)司令員兼政委張廷發(fā)命令剛由八十五團、八十九團整編而成的獨立第七團進駐?？到朔恕?/p>
?？悼h位于鄂西北，荊山山脈自西向東橫貫其中，有“襄宜咽喉”、“川東門戶”之稱。襄樊戰(zhàn)役之后，國民黨鄂北行署主任李朗星及鄰縣的反動頭目都逃到這里，與?？低练祟B敵相勾結，企圖憑借大山重整旗鼓，打亂解放軍入川作戰(zhàn)的戰(zhàn)略部署。
要解放保康全境，肅清鄂西北頑匪，必須解決?？悼h九路寨這只攔路虎。
所謂九路寨，因山下有9條路通向山寨而得名。
九路寨位于?？悼h西南部的保（康）宜（昌）興（山）交界處，海拔1700余米，方圓15平方公里，形似葫蘆，四周多為懸崖峭壁，地勢十分險要。這個山寨幾百年來一直是“國中之國”，從來沒有外地武裝打進來過。
孫秀章在30年前收容土匪霸占山寨后，苦心經營，增修各項設施，現在構成了嚴密的防御體系。由于孫秀章不但長期抗捐抗稅，還要在周圍抽丁抽稅，使國民黨政府難堪，因而國民黨曾多次派軍隊前來進剿，但都沒有成功。孫秀章因此更加不可一世，他干脆自稱“九千歲”，在寨前樹立一塊“九路國”的石碑。
孫秀章自以為已固若金湯、萬無一失，故四處揚言：“國民黨軍隊那么好的裝備都攻不上我的山寨，更何況你缺槍少彈的土八路，要送死只管來！”擺出一副與解放軍一決高低的架勢。
周圍的其他匪首也都附和說：“共產黨要是能攻下九路寨，我們就自動繳械投降。”
為了防止解放軍上山圍剿，孫秀章切斷了其中的7條路，只留下易守難攻的兩條小路。進攻九路寨，不能不選這條路線為主攻路線。孫匪除了布置自己豢養(yǎng)的匪徒外，還向匪首閻世隆借來部分兵力以加強警戒。
為了不打無把握之仗，王清率排以上干部親臨山寨周圍進行實地勘察，制定了周密的作戰(zhàn)計劃，決定采取偷襲與強攻相結合的戰(zhàn)術，消滅孫秀章土匪。
11月31日中午，部隊分4路縱隊冒著滂淪大雨，踏著泥濘的道路，在馬良、歇馬、店還、百峰等地民兵的參與配合下，日夜兼程60公里，于次日拂曉前抵達預定地點，在走馬嶺對面的“馬場”上架起了重機槍和八二迫擊炮。
副營長徐鵬率三連從走馬嶺東南角迅速向山頂運動，被匪暗哨發(fā)現，孫秀章立即命令土匪封鎖道路，砍斷系著滾木、鐳石的藤索。
頓時，兩米多長的滾木和水桶大的鐳石呼嘯而下，直向三連砸來。
“利用地形，緊貼山崖。”徐鵬副營長趕緊呼喊。
指戰(zhàn)員們沉著應戰(zhàn)，一次又一次地避過了危險。
在此緊急關頭，王清指揮“馬場”的10多門八二迫擊炮一齊轟擊，很快摧毀了敵人的暗堡。
三連趁機發(fā)動攻勢，撲向敵前沿陣地；二連在營長黃玉發(fā)、教導員許金蘭帶領下，從走馬嶺另一側發(fā)動攻擊，與三連密切協(xié)同；一連長楊永太，指導員郭懷蘭則帶領本連，以孫匪根本想不到、根本沒有路的茅家溝另辟蹊徑，采取搭人梯、拋繩擺渡的辦法，抓住從錯落疊壓的石壁夾縫中伸出的孤松、古藤，攀懸崖，越峭壁，直搗土匪指揮部。
就在這時，三連一排排長李海林、副排長丁宗德和二排戰(zhàn)士姜德從、李懷德一起登上了匪炮樓，把紅旗插上九路寨。
占領匪前沿陣地后，指揮部向軍分區(qū)發(fā)了電報，軍分區(qū)立即復電鼓勵：“王趙并轉全體指戰(zhàn)員：悉你們攻占九路寨前沿陣地的勝利消息，給予全體指戰(zhàn)員記特等功一次，望再接再厲，發(fā)揚連續(xù)作戰(zhàn)精神，力爭全殲敵匪。”
軍分區(qū)首長的鼓勵，更加激起指戰(zhàn)員們的殺敵豪情。他們乘勢猛攻，直插孫秀章住地老鱉窩。
孫秀章企圖率部從南巖突圍，被堵截后，只得化整為零，分散隱蔽。
剿匪部隊隨即展開全面搜捕，從山洞里搜出李宗洋及其小老婆，俘獲了100多名殘匪和大批武器彈藥。
老奸巨猾的孫秀章卻帶著家眷、武器、煙土和6名心腹，化裝后由老灣巖摸下了山寨，并逃到興山龍口河。最后，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向興山縣人民政府繳械投降。
九路寨戰(zhàn)斗的勝利，對全縣震動極大。
剿匪部隊南北集團繼而采取“圍三闕一，網開一面，虛留生路，暗設口袋”的戰(zhàn)術，奔襲石坪、莫家還，接連搗毀匪據點。
在強大的軍事壓力和政治攻勢下，保康境內尚存實力的匪十七旅三團團長劉善初和三團副團長閻世隆兩股殘匪，以及匪十七旅旅長兼?？悼h偽縣長溫而理等，也都于1950年1月中旬舉起白旗投降。王樹聲指導剿匪
1949年7月，任湖北軍區(qū)副司令員的王樹聲，這時又被任命兼任鄂豫皖邊剿匪指揮部司令員和政治委員。在組織領導湖北軍區(qū)剿滅土匪的過程中，王樹聲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50年下半年后，剿匪部隊在思想上出現了一些錯誤的認識。主要表現在：
過高估計剿匪肅特成績，對匪特的新變化、陰謀詭計、社會基礎估計不足。
對群眾迫切要求剿匪反霸的熱忱了解不夠。
滿足于過去的剿匪清匪與肅特的經驗，對匪特的新情況和上級指示了解與研究不夠。
某些干部提出要下山，想收兵。
對匪特情況變化多以及形勢發(fā)展快，感到“沒辦法”，產生“怕麻煩”的思想，對是否能夠徹底肅清匪特信心不大。
針對以上情況，王樹聲開展了思想教育工作，打算消除剿匪部隊的錯誤認識，并要求加強剿匪行動中的思想領導工作。
王樹聲這樣對大家說：
沒有很好的思想領導，就不會產生很好的實際行動。所以，我們部隊要充分認識新的匪特情況及其活動特點，認識匪特的活動已從軍事斗爭為主轉為政治斗爭為主，已從公開的斗爭為主轉為隱蔽的斗爭為主。
雖然殘存土匪已接近肅清階段，但斗爭并不緩和，反而進入更加復雜、緊張、尖銳與深入的新階段。
新階段的剿匪行動斗爭是更復雜的階級斗爭，也是我們準備進行土地改革而敵人要破壞土地改革的斗爭。
王樹聲要求全軍戰(zhàn)士對此必須要有充分地認識，要求剿匪部隊堅定勝利的信心，克服輕敵麻痹思想及一成不變的作戰(zhàn)方法。
王樹聲針對一些地方出現兩個工作中心、即地方強調以地方工作為主，部隊強調以清匪工作為中心的問題，他向湖北省委建議成立各級“剿匪行動委員會”，統(tǒng)一指揮全省的剿匪戰(zhàn)斗。
王樹聲這樣告誡大家：
加強清匪肅特中的一元化領導，是很好執(zhí)行新的清匪肅特方針與任務的關鍵。清匪肅特越進入復雜、尖銳的新階段，斗爭就越全面，一元化領導就越加重要。如果我們不加強一元化領導，各搞一套，互不幫助，顯得無力，敵人就有空子可鉆。
王樹生強調：
在地方各級黨委統(tǒng)一領導下，軍隊方面在各種工作上要貫徹清匪肅特為主，地方農村工作、公安工作、民兵工作均應強調清匪肅特內容。在各地黨委統(tǒng)一領導下，專門負責清匪肅特的部門應取得密切聯(lián)系，協(xié)同動作。
遵照王樹聲的指示精神，湖北省委和湖北軍區(qū)于9月12日聯(lián)合發(fā)出加強剿匪行動工作的重要指示，決定在省、區(qū)、縣、鄉(xiāng)各級成立“剿匪行動委員會”。
這些委員會以黨委為領導核心，由軍隊指揮機關和地方的保衛(wèi)機關、民兵機關、地方黨委調查研究機關、公安機關等主要負責人組成，對當地剿匪行動工作實行一元化領導。
王樹聲任“剿匪行動委員會”主任，負責抓總。
由于在省、縣邊緣地帶很難進行管理，土匪活動猖獗，很容易造成“三不管”的局面。
鑒于這樣情況，王樹聲組織成立了各級清匪工作委員會，做為統(tǒng)一指揮機構。
王樹聲要求這些地區(qū)在清匪工作委員會統(tǒng)一領導下，實行縣、區(qū)之間的聯(lián)防，制定了協(xié)作制度。
所有軍分區(qū)之間、縣與縣之間，要有很周密的布置，統(tǒng)一指揮，讓公安部門也加入剿匪行動，有重點有對象地組織會剿、清剿。
為搞好與外省的聯(lián)合會剿，邊緣地區(qū)應主動與鄰省區(qū)密切合作，越界清剿匪特，主動給兄弟省份提供情報，或向鄰省區(qū)交換情報，以求協(xié)作剿匪。
針對散、潛匪采取隱蔽、分散活動的情況，王樹聲特別強調加強對隱蔽土匪的清剿。
為此，王樹聲就具體的實施辦法做了如下的部署和安排：
一是利用降俘匪特，經過教育，打入匪特內部，給予他們任務，讓其立功贖罪。
二是利用匪特家屬及與匪特有關的人員瓦解匪特。
三是建立廣泛的情報網，做到村村都有情報點，每村至少找10個可靠的農會會員或青年團員作為情報員，或利用可靠的復員人員，建立關系，給予任務，并利用婦女做匪特及其家屬的工作。
并在新區(qū)與邊緣區(qū)，發(fā)動全體干部通過親朋好友等各種社會關系建立情報關系，交由公安部門和工作隊或飛行組領導使用。對已建立群眾優(yōu)勢之地區(qū)，給予積極分子以簡單的任務，在農會中建立密報箱，對密報要詳細研究，不受欺騙。
四是訓練可靠的民兵與農會會員打入匪特內部。
五是在工作隊中要建立情報小組與偵察小組，根據需要，化裝成各種身份，做好偵察工作。
六是加強部隊與群眾的剿匪協(xié)作，提高部隊與群眾的警惕性與識別特務的能力，加強內部審查工作，尋找內部奸細。
王樹聲時刻關注著前線剿匪的情況，對行動中出現的偏差及時給予糾正。
他教育剿匪部隊不要因為土匪狡猾多變，或是剿匪成績不太理想就心浮氣躁。
不能隨便運用反偵察手段，沒有足夠的證據就不要隨便抓人，抓人的時候地方上要經縣委批準，軍隊要經縣大隊或團一級批準。
除土匪外，剿匪部隊不能隨便捕人，捕人權歸公安機關所有，如果需要捕人的話，必須經過公安機關的同意才可以行動。
在剿匪行動中，王樹聲強調采取工作組、公安組、飛行便衣戰(zhàn)斗組與民兵相結合的組織形式與斗爭方法。因為匪特多在邊境地帶潛伏與活動，派大部隊清剿是起不到作用的。
為了有效地剿滅土匪，王樹聲要求部隊應多組織小型精干的工作組、公安組、飛行便衣戰(zhàn)斗組與民兵相結合，通過工作組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在老百姓那里去了解土匪的情況，找受害群眾、找土匪家屬、密報檢舉。
王樹聲對這些小型精干的組織進行工作劃分。
以公安組進行偵察破案等技術工作。
以飛行小組化裝成各種社會身份，尋找土匪的蹤跡，打入土匪的內部，利用當地民兵人熟地熟的特點，由他們帶路追剿土匪。
遵照王樹聲的指示精神，湖北恩施軍分區(qū)調集11個營的兵力，配合相鄰省份的部隊，在10月份共和土匪作戰(zhàn)17次，剿滅土匪700多人。
黃岡、孝感軍分區(qū)則以勸說土匪投降為主，軍事作戰(zhàn)為輔，剿滅了“鄂豫皖剿總”第二支隊副團長張玉華、新生土匪王秀清等。
10月份，黃岡、孝感軍分區(qū)共剿滅土匪888人，繳獲小炮、重機槍、輕機槍、各種槍支、子彈、炮彈、炸彈，以及其他一大批軍用物資。
11月，在我軍民的聯(lián)合清剿下，湖北境內的土匪和特務，在邊緣地區(qū)還有小股活動，而在湖北省境內的大量土匪都隱蔽起來了。
雖然這些土匪的數量不是很多，但他們卻分散在各個角落里，那些未落網的土匪骨干分子，帶來的隱患更大，剿匪工作仍不能掉以輕心。
這個時候，在湖北境內還發(fā)現封建反動會道門及“地下軍”組織400多個。
在這些反動分子策劃下，各地暴亂、搶糧、暗殺、縱火、投毒等案件不斷發(fā)生，嚴重威脅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也對我新生的人民政權構成威脅。
剿匪部隊和地方政府組成了數千人的工作隊，分散各地去清剿這些反動勢力。
11月份，湖北恩施軍分區(qū)共消滅土匪1200人，黃岡軍分區(qū)摧毀了“反共救國軍鐵血青年團”。
沔陽軍分區(qū)破獲“武裝反共游擊隊”、“龍虎風云會”等組織。
宜昌軍分區(qū)捕獲中統(tǒng)特務少將處長徐亞東、湖北綏靖師少將處長柯柱等匪首16人。
12月，孝感軍分區(qū)破獲“豫鄂皖贛人民反共救國軍”八師、五師及“反共自治委員會”，俘第五師、第八師師長馬玉峰、祝幼民等60多人。
從11月份到12月兩個月的時間里，全省共剿匪2600多人。
1951年1月，為了增強剿匪的力量，湖北軍區(qū)開始招納新兵員，并對于新兵員軍區(qū)進行集中整訓、進行思想教育。
看到解放軍部隊開始整頓軍隊，一些土匪、特務、惡霸和反動地主又趁機作亂，于是，某些地區(qū)潛伏已久的土匪開始了破壞活動。
對于出現的新情況，王樹聲在1951年1月31日、2月2日，又對剿匪行動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王樹聲讓各級干部務必提高警惕，消除自我滿足的情緒，在思想上要緊張起來。
另外，王樹聲要求領導干部不能因為其他工作繁重而把剿匪的工作丟在一邊。
為了加強清匪、治安等工作，1951年4月，王樹聲、李先念做出組成專職清匪便衣工作隊的決定。
在隨后的很短時間內，湖北軍區(qū)成立了近800人的專職便衣工作隊。
王樹聲高度重視專職便衣工作隊的組織工作，并要求工作成員要做到以下幾點：
消滅有形的股匪。
遠道捕捉潛匪和外區(qū)的知名匪首。
搜剿本區(qū)潛散匪首匪眾。
鎮(zhèn)壓匪特及反動會道門的暴亂與騷動。
協(xié)助公安機關偵察破案，破獲匪特“地下軍”組織與特務組織等。
協(xié)助公安機關嚴厲鎮(zhèn)壓反革命活動，鞏固鄉(xiāng)村人民民主專政。
經常注意調查收集匪、特、霸的活動情況與社會情況。
在當地黨委領導下，深入農村，參加群眾運動，進行反霸、減租、土改、生產、救災等工作。
如發(fā)現新起股匪與大的暴亂時，在當地部隊積極支援下，予以捕殲之。
為了加強清匪便衣工作隊內部的政治工作，王樹聲督促各級領導對工作隊進行整頓，以輪訓方法檢查與總結工作，施以政治、政策、紀律與技術教育，以提高政治覺悟、政策水平與斗爭技術。
同時，加強清匪便衣工作隊公安化，結合公安部門和民兵武裝，三位一體地做好清匪工作。
為了徹底肅清土匪勢力，專職清匪便衣工作隊踏遍祖國南北。
他們北到哈爾濱、山西、陜西、河南等地，南到中越邊境之睦南關今友誼關、湖南、江西等地，東到上海、浙江、安徽等地，西到成都、重慶、萬縣等地去追剿潛逃的土匪。
清匪便衣工作隊在全國各地捕獲匪首共257人。
除外省捕捉逃匪外，分布在各地的便衣隊還破獲“地下軍”及封建會道門組織100多起。
為了盡快剿滅邊境地區(qū)的土匪和特務，1951年5月7日，王樹聲與李先念聯(lián)合發(fā)出了命令。
命令如下：
以京山、鐘祥、洪山、隨縣、應城5個縣組成洪山清匪指揮部。
蒲圻、崇陽、嘉魚邊結合部組成蒲崇嘉清匪指揮部。
荊門、南漳、遠安組成荊南遠清匪指揮部。
隨北、應（山）北、禮（山）北組成隨北清匪指揮部。
命令下達后，黃岡軍分區(qū)為配合皖西軍分區(qū)的進剿任務，以毛嶺區(qū)及桐山、五兒山為中心建立了英（山）羅（田）麻（城）與蘄（春）黃（梅）廣（濟）兩個清匪集團。
各剿匪聯(lián)合指揮部建立后，采取快速捕捉、偵察破案、發(fā)動群眾搜山圍剿等有效手段，先后捕捉了熊啟民、陳正安、廖異華等土匪首領。
至此，基本上剿滅了黃岡邊緣區(qū)的土匪，維護了這些地區(qū)的社會治安。
從1949年6月到1952年12月，由于王樹聲、李先念及各級黨委重視對清匪工作的領導，全區(qū)普遍建立了清匪治安委員會與清匪便衣工作隊，因而在剔除潛匪、偵捕逃匪、搜剿邊緣區(qū)股匪及協(xié)助公安部門偵察破案等方面，均取得了顯著成績。
在王樹聲的直接領導下，湖北軍區(qū)共剿匪6.4萬人，基本上肅清了湖北境內的土匪勢力，大量潛逃在外的土匪也被抓了回來。從此，湖北人民過上了安居樂業(yè)的生活。
王樹聲在組織領導湖北軍區(qū)清匪肅特過程中，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為徹底剿滅湖北匪特，建設新湖北做出了不朽的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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